如鋼似鐵-鐵托(67)

六七

　　當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署長李曼正在開羅。吉拉斯瞭解到這一情況後，便立即要求蘇聯公使帶他去見這位署長。這位美國人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但這位署長告訴吉拉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原則上只同合法政府打交道。

　　吉拉斯後來回憶說，他當時對西方資本主義抱有原始的和教條主義的看法，認為它們是被壓迫民族的不可調和的敵人，這種認識在他第一次同西方資本主義的代表見面時就得到了證實。他注意到，署長是躺著接見他的，署長當時解釋說，他的腿受了扭傷。在吉拉斯看來，署長的俄文譯員——一個相貌粗魯、毛髮很多的巨人，就是美國牧童故事片裡的壞人的形象。但是，吉拉斯承認，他倒沒有理由對於訪問這位彬彬有禮的署長——或許除躺著這一點除外——感到不滿意；吉拉斯提出了要求，署長答應予以考慮。

　　吉拉斯利用在開羅逗留三天的機會，觀看了這裡的名勝古跡。

　　從開羅，代表團飛往巴格達附近哈巴尼亞的英國基地。英國司令部不讓代表團開車到巴格達去，理由是那裡不太安全。

　　在吉拉斯看來，英國人這是想掩蓋他們的殖民恐怖統治，而這種恐怖統治的激烈程度不會亞於德國人對南斯拉夫的佔領。英國人請代表團參觀了他們的士兵運動會。代表團應邀出席。他們被安排坐在司令的旁邊。吉找斯他們自己發現，代表團成員的軍服被帶子紮得東凹西凸，風紀扣和所有的扣子都扣得緊緊的，顯得滑稽可笑。

　　英軍的一位少校陪著代表團。他是一個愉快的好心腸的老兵。他不斷地抱歉說，他的俄文不好——他是在俄國革命期間英國干涉阿爾罕格爾斯克的時候學會俄文的。

　　這位少校從容不迫而不無自負地談到他們同那些被德國特務煽動起來的當地人進行的戰鬥；在那場戰鬥中，飛機庫被子彈打穿多處。這又使吉拉斯有不少感想。他回憶說，他當時無法理解，一個人怎麼可能（更不用說是合理了）「為帝國主義」犧牲自己？但是他的內心裡是讚賞英國人的英雄氣概和大膽無畏的。他認為，英國人在遙遠的酷熱的亞洲沙漠裡冒險前進，並且取得了勝利，儘管他們的人數很少而且毫無獲得任何援助的希望。吉拉斯回憶說，雖然他當時不能從這一點得出廣泛的結論，但是它確實幫助他終於認識到，在我們的世界上，並不是只有一種理想，而是有著數不盡的並列的人類制度。

　　但從總的方面，代表團懷疑英國人，對他們敬而遠之，而且對英國情報機構帶有一種恐懼感。

　　當然，要不是代表團的那些口袋裡裝滿了最高司令部的檔案文件以及共產國際和南共的來往電報，代表團的恐懼感也不會這麼強。吉拉斯認為值得懷疑的是，無論哪裡的英國軍事當局對於這些口袋都不感興趣，好像這些裝滿機密的口袋與裝著鞋子和罐頭的口袋並沒什麼兩樣，使他們不感興趣。在整個旅途中，吉拉斯一直把這些口袋放在身邊。為了避免晚上一個人睡覺，他安排與馬爾科睡在一起。馬爾科是戰前入黨的門的內哥羅人，單純，然而非常勇敢，對党忠誠。

　　吉拉斯不會忘記，有一天晚上，在哈巴尼亞，一個人輕輕地打開了他們的房門。儘管門沒有吱呀作聲，吉拉斯卻驚醒了。在月光裡他看到一個本地模樣的人。吉拉斯大叫了一聲並伸手在枕下拔出手槍。馬爾科跳下床來（他是穿著衣服睡覺的），但是這位不速之客不見了。此人的出現使他看到了英國間諜的長臂，因此他的高度警惕性進一步提高了。第二天，英國人派飛機送代表團到德黑蘭去的時候，吉拉斯如出虎穴，感到十分高興。

　　代表團在德黑蘭的活動地段是從蘇軍司令部到蘇聯大使館的一段。吉拉斯感到，蘇聯軍官大方熱誠的接待，既表現了俄國人的傳統的殷勤，又在同等程度上表現了世界上兩個不同部分的戰士們為同一理想而奮鬥的團結。在蘇聯大使館，代表團參觀了舉行德黑蘭會議時使用過的圓桌，以及羅斯福住過的房間。

　　最後，一架蘇聯飛機載著代表團飛往蘇聯。吉拉斯回憶當時的心情時說：

　　我們的夢想和希望實現了。我們愈深入地飛進它的灰藍色的廣闊的天空，我就愈益被一種新鮮的、以前幾乎沒有出現過的情緒所支配。我好像正在回到一個誰也不知道的我自己的原始祖國。

　　我一向反對任何泛斯拉夫感情，而且也把當時莫斯科的泛斯拉夫思想看作不過是動員保守勢力來反對德國侵略的一種策略而已。但是，我這時的情緒卻似乎大為不同和更加深刻，甚至超過了我的共產主義的信念的限度。我隱約地回想起三個世紀以來，南斯拉夫的幻想家和戰士、政治家和君主，特別是苦難的門的內哥羅的不幸的公國君主兼主教們，怎樣到俄國去朝聖，從那裡尋求諒解和拯救。我是不是也在走他們的道路？這難道不就是我們的祖先——他們被某種不知名的雪崩帶到多風暴的巴爾幹——的祖國嗎？俄國從來沒有理解過南斯拉夫人和他們的願望；我相信這是因為那時俄國是沙皇制度和封建的國家。但是，更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我相信莫斯科同其他民族不和的一切社會原因和其他原因都已經消除了。當時，我把這看成是四海一家的理想的實現。而且也看成是我個人同史前南斯拉夫社會的本質的聯繫。這豈不非但是我的祖先的祖國，而且也是那些為最終實現人類大同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奮鬥犧牲的戰士的祖國嗎？

　　我逐漸融化在伏爾加的波浪和無邊無際的灰色大草原裡，我發現了原來的我，充滿了迄今無人知道的一種內心的激動。我想吻這塊俄羅斯的土地，在我腳下的蘇聯的土地，要不是因為這近乎宗教性，尤其是近乎戲劇性的話，我本來是會這樣幹的。

　　到達莫斯科後，代表團被安置在「紅軍招待站」。蘇方還給代表團配了一部車，並有一個聯絡官——柯佐夫斯基上尉。伙食和其他方面都安排得非常好。但是代表團卻不能和蘇聯的領導人物進行接觸，儘管奇拉斯曾請求外交人員委員維·米·莫洛托夫接見，如果可能的話，還請求蘇聯總理、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約·維·斯大林接見。在這方面，南斯拉夫大使館一點也不能幫助代表團。西米奇大使和他的一小夥工作人員已經宣佈擁護鐵托元帥。

　　代表團倒見到了季米特洛夫，但季米特洛夫已無法解決代表團提出的問題了。在苦苦等待的時間裡，代表團卻與蘇聯的情報人員建立了「聯繫」。對此，吉拉斯回憶說：

　　我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下同蘇聯特務機關會了面。通過柯佐夫斯基上尉，我在「紅軍招待站」受到一位穿著樸素的瘦小的人的訪問。他並不隱瞞他是從國家保安機關來的。

　　我們約定在第二天見面，見面的方式鬼鬼祟祟，而由於我曾多年從事地下工作，我恰恰認為這一切都過分複雜，簡直是迂腐不堪。一輛汽車在附近的一條街上等我，在東兜西繞走過一段路以後，我們又換了一輛車，開到這個大城市的某條街後，我們下車步行到第三條街。在那裡，從一所大樓的窗戶裡有人仍下一把小鑰匙來，使我們終子能夠走進四層摟上的一個寬敞而華麗的房間。

　　這個房間的主人——如果她是主人的話——是那種長著明亮眼睛的北方的金髮美人，豐滿的體態更增加了她的美麗和魁力。而我發現她比帶我進來的那個男人更重要。她提問題，他把答話記錄下來。他們對共產黨的各委員會的人物比對其他黨派的人更感興趣。我感到像受警察潔問般地不自在，可是我知道，提供所需要的情報是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如果是蘇聯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位委員召見我，我是不會猶豫的，但是，這些人的職務是對蘇聯的敵人或共產黨內部奸細進行鬥爭，他們要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人的材料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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