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二戰風雲人物 > 如鋼似鐵-鐵托 | 上頁 下頁


  只可惜的是,青年們還沒有把握正確的指導思想。在當時的條件下,這自然也不足為怪。

  當時主張實行易蔔生的不斷反叛觀念,認為這種觀念是生活的主要規律的思想家迪米特裡那·米特裡諾維奇和弗拉迪米爾·切裡納,成為青年們的精神領袖。而俄國民粹派的思潮、蒲魯東主義,在他們當中也頗時興。

  他們崇尚不妥協的精神,同時崇尚暴力,而他們認為暴力之中,暗殺手段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這些青年人很是勇敢,有一種視死如歸的精神,只可惜,他們的勁兒用得不是地方。

  對於他們進行的暗殺行為,我們可以列一個長長的單子:

  1910年5月,奧皇弗朗西斯訪問波斯尼亞時,人們組織並實施了對奧皇的行刺活動;1910年6月15日,黑塞哥維那的大學生博格丹·熱拉伊奇,對準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總督馬裡揚·瓦雷沙甯將軍開了5槍,然後把槍口朝向自己,自盡身亡;1912年6月8日,波斯尼亞大學生盧卡·萬基奇行刺克羅地亞巴昂斯拜夫科·楚瓦伊,當場巴昂逃脫,另一名高級官員被擊斃,一名警察被打死,一名警察受傷;1912年10月31日,薩格勒布大學生伊萬·普拉甯什查克行刺克羅地亞巴昂,終於把那位在1912年6月被刺時撿了一條性令的楚瓦伊擊斃;1913年5月15日,薩格勒布的大學生亞科夫·舍費爾在薩爾瓦多大公和什凱爾萊茨已昂看戲離開薩格勒布人民劇院時,掏出手槍,對準目標。但是,他還未來得及扳動槍機時被警察發現、擒服;1913年8月18日,斯捷潘·多伊契奇行刺克羅地亞新巴昂伊沃·什凱爾萊茨。當場,伊沃未被擊中要害部位,而只被子彈傷了手部。斯捷潘·多伊契奇曾移居美國。原巴昂楚瓦伊曾是他刺殺的對象,而等他有機會回國時,楚瓦伊已被刺殺,於是,他改變了行刺的目標。

  青年們在不同的場合行刺王朝一般達官貴人的事,更是不可勝記了。

  如果說上述暗殺活動並沒有釀成嚴重政治社會後果的話,那麼,1914年6月28日,青年加夫裡洛·普林齊普打死弗朗西斯·斐迪甫大公的事件就大不一樣了。

  這倒不僅是由於被刺者本人的分量過重。不錯,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在臭匈一方是位重要人物,他甚至被公認為哈布斯堡帝國王位的繼承人。

  但問題的實質不在這裡。問題的實質在於奧匈帝國的決策者們要利用這一事件,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此之前,奧軍一直在摩拳擦掌。它早已無法再按捺下去。它在尋找機會,挑起戰爭。對塞爾維亞,它甚至考慮不作任何警告,或說不必尋找任何藉口就要實施入侵。但有個藉口就更好。

  不用說,刺殺事件再好不過地提供了極為難得的藉口。

  初起,維也納為了「尋找充分的證據」曾派了特使到薩拉熱窩去進行「調查」。誰知派出的特使並沒有照政府的意圖行事。這位特使名叫弗裡得裡希·馮·維茲內。他所尊重的只是事實。他瞭解到,刺客加夫裡洛·普林齊普在行事前確是由貝爾格萊德進入波斯尼亞的,但這不能說明實質問題。特使沒有發現刺殺事件得到了塞爾維亞當局的支持的任何證據。7月13日,他起草電報給維也納。電報說:「不存在任何證據表明塞爾維亞政府對於組織謀殺或者謀殺的準備,或者提供武器等方面負有責任。也沒有任何證據使人對這樣的事情產生懷疑。」不用說,電報使維也納大為惱火,他們乾脆不再理睬調查的事,而是直接下結論說:「行刺的想法產生於貝爾格萊德。」還說塞爾維亞的文武官員、「國防」組織的成員「向刺客提供了武器」,而塞爾維亞邊界部門負責人則「把刺客們送進了波斯尼亞」。

  事實上,當時塞爾維亞當局是竭力想避免與任何外國進行一場新的戰爭的,更何況是強大的臭匈帝國?兩次巴爾幹戰爭塞爾維亞已經殺得精疲力窮。它的兵員已深感不足,武器也已耗盡。即使裝備不足額的軍隊,武器也極為不足。當時槍就少10多萬枝。由於大家忙於戰爭,經濟也比鄰國顯得落後了。

  還有一個原因,說明塞爾維亞政府不會與行刺事件有關:國內正準備大選。各政黨都在忙於竟選活動。沒有任何政黨想借助於對外擴張來拉選票。

  如果事件果真是塞爾維亞方面組織策劃的,它也不會選擇這樣的時機。

  事情正好相反,塞爾維亞政府由於害怕出事,曾進行了若干防範措施,就在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訪問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時,當地的一批學生逃到塞爾維亞。這些學生說,哈布斯堡帝國內部將爆發廣泛的恐怖主義浪潮,弗朗西斯·斐迪南將被打死。聽到這些傳言之後,塞爾維亞當局十分警覺,想方設法避免斐迪甫在波黑出現意外事件。首相尼古拉·帕希奇責令內務大臣密切注意塞爾維亞一波斯尼亞邊界動向。

  內務大臣獲悉有若干人攜帶炸彈和手槍從塞爾維亞進入了波斯尼亞的情報後,立即報告了首相。帕希奇專門召開會議對此進行了研究,並要內務大臣責令民政當局到邊界調查此事。內務大臣還下達了類似封鎖邊界的命令,禁止人員和武器越境。

  塞爾維亞當局採取這些措施為時已晚,或者說他們根本缺乏有效手段阻止恐怖事件的發生。帕希奇首相曾責令國防部採取行動,使那些已經越境的青年不要生事,但國防部哪有這樣大的神通?

  話說「青年波斯尼亞」的加夫裡洛·普林齊普與特裡夫科·格拉貝日及查布裡諾維奇曾接受組織的任務,到貝爾格萊德購買武器,為實施行刺作準備,他們接受了這項任務,但卻沒有完成任務的基本手段——錢。三個人想了許多辦法,終於通過熟人從波斯尼亞反政府遊擊隊駐貝爾格萊德的人員手中搞到了武器,並攜帶這些武器越過了塞波邊境。

  加夫裡洛·普林齊普還承擔了現場謀殺的重任。

  普林齊普絕沒有想到幹這件事會捅出偌大的婁子,但他自己曾預感到事不尋常。他對自己的性命自然已經置之度外了。行事前,普林齊普與戰友們做了周密的準備,個個都發誓一定要萬無一失,事情辦得非常精心。

  普林齊普沒有忘記先驅們為開創波斯尼亞及整個南斯拉夫自由、解放事業所做的貢獻,遂於行事的前一天,在被稱為民族代言人的約萬·斯凱爾利奇的墓前安放了一個花圈。

  第二天,即1914年6月28日,普林齊普在戰友的支持和掩護下,成功地完成了任務。

  事後普林齊普宣佈,對弗朗西斯·斐迪南,「是當作暴君」而打死的,他和戰友們的這一行動,是為了南斯拉夫人的共同利益,為了抗議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所處的殖民地地位。他不承認自己的行動與塞爾維亞當局有關。

  奧匈及德國方面卻不按事實說話,事發後,奧匈帝國軍隊總參謀長康德拉宣稱:「這不只是一個狂熱之徒犯下的罪行,這次行刺是塞爾維亞向奧匈宣戰……如果我們放過這個機會,帝國將面臨南斯拉夫的、捷克的、俄國的、羅馬尼亞的和意大利的野心的大爆發……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奧匈必須打這一仗。」這是天賜良機,差不多整個奧匈帝國的統治階級都認識到了這一點。

  帝國駐貝爾格萊德公使吉茲爾在給維也納的報告中也說:「行刺事件使我們在道義上處於有利地位。」良機不可失,帝國加緊進攻塞爾維亞的準備。但做法上「內緊外松」。

  一向持「主戰」觀點的總參謀長康德拉離開維也納,宣佈去涼快的地方「避暑」。

  7月23日,維也納向貝爾格萊德發出了照會。

  照會是維也納駐貝爾格萊德公使吉茲爾交給塞爾維亞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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