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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第二天一早,他們又開始了艱難的行軍。道路越來越難走,一條條流速很快的山澗小溪橫在他們前進的路上。隊伍出現了混亂,「霍爾庫姆掉隊了,梅裡爾掉隊了,又熱又累。李掉隊了,斯利尼精疲力竭·諾瓦考斯基也是一樣,天哪,我們是一群可憐的人。」史迪威和大家一樣背著10磅的行囊,他一直走在隊伍的最前面。

  第三天的行軍,史迪威不得不稍稍放慢了步伐,並把每小時的休息時間,以5分鐘延長到10分鐘。但是,掉隊的人仍然不斷出現。蚊蟲和螞蝗的叮咬,原始森林中腐敗物發出的瘴氣,饑餓、瘧疾和痢疾的襲擾,使許多人變得極為虛弱。史迪威也在咬緊牙關堅持著。梅裡爾在過一條小河時昏倒了,只好讓挑夫用擔架抬著走。

  軍醫官威廉斯上校找到史迪威,他擔心連續的行軍會把更多的人身體拖垮,請求再多休息幾次。史迪威表情嚴肅地答道:「隊伍不能再停了。日本轟炸機還在頭頂上盤旋,我們還沒有脫離險境。多延誤一分鐘,就多一分危險。」他看著已50開外的威廉斯說:「真見鬼,我們倆的年紀比他們任何人都大,我們能堅持,為什麼他們不能?這些人的身體狀況真是糟透了。」

  中午休息時,「營地暑熱襲人。到處都是蟲子。」糧食越來越少了。史迪威命令負責分配食品的多恩上校,把每個人的定量減少一半。開飯時,他堅持站在隊伍的末尾,最後領到一份少得可憐的食物。他要為大家樹立一個完美無缺的榜樣,以鼓勵大家緊密團結,互相幫助,共同闖過難關。

  原計劃兩天完成的行程,他們走了將近4天。5月9日下午,他們終於到達了烏尤江邊的邁凱。瓊斯上校帶領一隊很能吃苦的中國士兵提前趕到這裡,已經為他們紮好了5只大木筏子,明天他們就可以乘木筏子沿烏尤江漂流而下了。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看到了一支中國小部隊。派人去詢問得知他們是孫立人率領的第66軍新38師一部。

  杜聿明接到蔣介石要他率部繼續向密支那前進的電報後,隨即召集各師師長和參謀長在英多召開會議,宣佈了委員長的電令。他計劃以第96師餘韶部為先頭,以新22師廖耀湘部居中,以新38師孫立人部斷後,急速向緬北前進。據杜聿明後來的回憶錄說:「當時各將領均無異議。」其實未必如此,孫立人就另有打算。

  孫立人在國民黨將領中有著比較奇特的經歷,他既不是黃埔精英,也不是占地為王的地方勢力,而是一個前後讀了9年大學的洋務派軍人。1919年,他考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1923年畢業後,又以官費到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進修一年,獲理學士學位。接著又考入史迪威的母校——西點軍校,學習了4年軍事。1928年離開西點,他曾遊歷了歐亞兩洲,在英、法、德、日諸國考察軍事。回國後又從下士做起,逐漸升至少將師長。

  他率領的新38師也不屬￿第5軍建制。這支部隊原為稅警總團,歸宋子文、孔祥熙先後執掌的財政部統轄。入緬之前,剛剛改成野戰部隊,列入第66軍編制。宋子文和孔祥熙以職務之便,為這支部隊購買了先進的美式裝備,部隊的主要軍官也多為留美學生。孫立人以他淵博的軍事知識訓練和指揮部隊,使該部一轉入野戰就顯示了很強的戰鬥力。仁安羌一仗,打出了新38師的威風,英國人伸出大拇指,史迪威也對他非常賞識。

  5月9日,第96師主力抵達孟拱,距密支那還有不到30公里。這時,杜聿明從廣播裡得知,日軍已於5月8日佔領密支那。當時,密支那的日軍只有一個聯隊,且長途奔襲立足未穩。如果遠征軍全力猛攻,或許還能闖出一條生路。但是,杜聿明已沒有了進攻的信心和勇氣,卻命令各部隊「棄車上山,進入山地與敵進行遊擊戰,伺機進入國境」。

  可那是什麼山哪!茂密的原始森林,縱橫的河流山谷,野象。猛獸出沒,蚊子大的像蜻蜒,水中、樹上、草叢裡,到處是吸血的螞蝗,沒有道路,沒有人煙,沒有食物……杜聿明以後終於體驗到了在這樣的大山裡「遊擊」的滋味。

  杜聿明沒有了進攻的勇氣,孫立人卻鼓起了抗命的勇氣。他決心按照史迪威、羅卓英的命令,率部向印度轉進。半個月以後,新38師到達印度,成為中國遠征軍中唯—一支全師完整突圍的部隊。

  英國人獎給他一枚「帝國司令勳章」,美國人授予他一枚「國會勳章」,蔣介石給了他什麼?損兵折將的杜聿明回國後,官升第5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防守總司令,年長杜聿明4歲的孫立人,仍然當他的師長。委員長記下了他的「不忠」,這或許還給他最後的悲慘命運埋下了一個伏筆。這裡暫且不表。

  5月10日,史迪威在日記裡簡單記下了一句:「孫立人把隊伍拉了出來。」

  上午10點30分,史迪威一行乘坐的木筏離岸出發,沿烏龍江順流而下。西格雷夫手下的那些緬甸姑娘們,用亞熱帶特有的寬大樹葉,在木筏上搭起了頂篷,以遮擋酷熱的驕陽。這些姑娘大概是對美國將軍的收留和保護表示感激,「她們幹活總是很主動」。坐在涼篷下的木筏上,或閉目養神,或欣賞一下兩岸的自然風光,4天行軍的疲勞多少得到一些緩解。為了爭取時間,「整夜都在駕著筏子向前趕路」。

  第二天,下了一場陣雨。史迪威敏銳地感到,「這是不祥之兆」,雨季就要到了。旱季的酷暑固然難耐,但進入雨季將給他們的行程帶來更大的麻煩。傍晚又刮起一陣大風,江面上掀起了一層層的浪頭,木筏已無法繼續前進,他們只好靠岸停了下來。

  入夜,風停了。他們重新登上木筏,「奮力趕了一夜的路。暗礁很多,筏子開始散架。整個晚上我累了個半死」。次日清晨,他們來到了親敦江邊。從這裡,他們要溯流而上,木筏已經沒用了。史迪威命令所有人員上岸,步行前往霍馬林。他們滿懷希望地認為,布裡爾頓或是英國人會在霍馬林做好接應他們的準備。這天下午,當他們到達霍馬林的時候,不禁呆了。這個靠近緬印邊界的重鎮,已經成了一座空城。郵電局的大門緊閉著,所有的民宅都已人去屋空,英緬當局的官員一個也找不到。史迪威氣憤地說:「我敢打賭,他們肯定是逃跑了。」此處不是久留之地,必須找到渡口,儘快渡過親敦江。

  5月13日上午,他們在霍馬林以北大約8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幾條渡船和獨木舟,終於渡過了640米寬的親敦江。隨後又踏上了西進的行程。

  現在他們已經脫離了日軍的威脅,但是新的威脅又在向他們壓來。霍馬林的失望,深深地挫傷了一些人的情緒。食品已經所剩不多,幾近斷絕。雨季果然來了,狂風卷著暴雨傾盆而下,抽打在他們的頭上、身上。一些人像發怒的野牛,毫無顧忌地發洩著不滿和責難。煩躁、悲觀、心理崩潰籠罩著這支隊伍。

  幸好第二天下午,當他們爬上一座1000多米的高山時,遇到了從英帕爾趕來接應的英國人。一位名叫夏普的英國地方官員,帶著400個印度民工和一支馬隊,運來了大批的食品和藥品,甚至還有香煙、威士忌。英國人來的還算及時,史迪威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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