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16)_學達書庫

一六

　　史迪威到香山看紅葉，到碧雲寺遊覽，都看到了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毀壞建築和文物的罪證。到了西山八大處，在長安寺、三山寺、大悲寺、龍泉寺、香界寺、寶珠洞等處，由於義和團頭領們曾在這裡設壇指揮團民作戰，所以被聯軍毀壞的痕跡數不勝數。尤其對最大最好的靈光寺，聯軍的大炮轟擊得只剩了一點點殘垣斷壁。據說聯軍打來時，武藝高強的團民們，且戰且退，戰至第八處證果寺，仍依仗險峻的山勢，用長矛、大刀打得聯軍矇頭轉向，死傷慘重。有個團民被聯軍挖掉了雙眼，他仍寧死不屈，猛地奪過刀，砍傷了幾個「洋鬼子」。

　　經過一段遊覽，史迪威對北京名勝的優美和巧奪天工的建築藝術，有了更深的印象和更高的評價，對義和團的看法，同當時在北京的美國人西曼少校的記述接近了。辛亥革命後，西曼少校整理出版了他在1900年的目擊筆記，敘述了義和團的英勇鬥爭和悲壯結局。他稱讚這是中國人「愛國主義的一次最光輝的表現」。在他看來，賣國的滿清政府被推翻，是中國人民起義精神的繼續。西曼少校回美國後，擔任了中國協會主席。史迪威在公使館認真閱讀了他的著作。

　　美國公使館所在地——東交民巷，1901年之前叫東江米巷，是一個萬民幹戶、坊巷毗連的中國式「小區」。在這個區域，明朝設了「四譯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建了「迎賓館」，鴉片戰爭後，陸續有了英、俄、德、法等國的使館。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掠奪中心，鴉片戰爭之前是在廣州的「十三行」（外商居住地），後來才移到東江米巷。1901年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之後，在這裡新建和擴建了使館，這裡便稱為東交民巷了。

　　美國公使館新址，佔用的是四譯館、內聯異鞋鋪和一些民房地基。在八國聯軍中，美國軍艦參加了攻打大沽炮臺，從菲律賓凋來的2000名步兵參加了攻打北京。美國兵在北京的搶劫破壞罪行同樣嚴重。美國比別的幾國所以顯要，和它多次協調、仲裁各國間的利益衝突有關。所以，美國除了在北京設兵營、建使館之外，還取得駐軍北京正陽門的特權。在清政府對八國聯軍的總計9．82億兩銀子的「庚子賠款」中，美國分得3290多萬兩銀子（1908年美國退還中國10785286.12美元，用以幫助中國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史迪威記得，當時美國許多公眾對美國軍隊參加攻打並獲得利益也感到內疚。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在對知識界、教育界的講演會上，就明確地說出了公眾的心聲：

　　為什麼不讓中國擺脫那些外國人？他們盡在它的上地上
　　搗亂。如果他們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國這個國家將是中國人
　　多麼美好的地方啊！……在這一點上，我任何時候都是和義
　　和團站在一起的。義和團是愛國者，……義和團主張要把我
　　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義和團。

　　馬克·吐溫的話，使中國人看到了美國公眾的良心，史迪威也是從這個角度加深了對中國普通人的同情。一些目睹了中國辛亥革命的美國人曾經認為：在訓練、裝備和領導良好的時候，中國農民是一流的士兵，因為他們能吃苦，有骨氣。史迪威瞭解了義和團的事蹟後，也加深了這種認識。若干年後，他還對自己的孩子們說過：「中國士兵很好，口要給他吃的，加上好的領導，他們能打敗世界上的仟何軍隊。」

　　史迪威對經濟問題本來是沒有興趣的，但他擔任職務要求他必須瞭解經濟大事。何況在中國，經濟和政治軍事是那樣緊密地糾纏在一起，非常複雜，也非常特殊，他不得不接觸中國的經濟問題而且漸漸理出了些頭緒。這為他後來在重慶擔任美國援華物資監督和統制官的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

　　在簽訂「辛醜條約」前後，帝國主義按照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在東交民巷設立了一些銀行，諸如美國花旗銀行，英國滙豐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日本正金銀行，還有德國的德華銀行、十月革命後已經關閉的華俄道勝銀行等。這些銀行和北洋軍閥相勾結，控制著中國的政治、軍事。1913年袁世凱就是從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得到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向孫中山領導的軍隊大舉進攻的。

　　史迪威1920年到北京之後的9月28日，美國和英、法、日的「新四團銀行團」成立了。最早提議此事的是美國，因為日本在1918年單獨借給段棋瑞1．45億日元（即西原借款），用於武力統一中國，美國是被排除在外的。之後，美國向英、法、日提議，銀行團排除俄、德兩國，加進美國，成立「新四國銀行團」。美國的用意是借此打破日本獨佔中國的局面。為此，美國先後向段棋瑞把持的北京政府和南方國民政府分別發出通告，要他們停戰議和。這時英、法也幫腔指責段政府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在美、英、法的共同壓力下，日本被迫宣佈停止對段政府的單獨借款，同意「南北議和」的主張，並參加新四國銀行團。

　　1919年2月，南北雙方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討論停戰範圍和借款問題時，爭得不可開交。英、美、日爭奪激烈，皖系段棋瑞（國務總理）和直系馮國漳（代總統）也相持不下，於是談判破裂。1920年7月爆發直皖戰爭，段棋瑞被趕出北京，美國的提議才得以實現。

　　由於發起國美國這時早已由債務國一躍成為最大的債權國，新四國銀行團的領導權自然就掌握在了美國手裡。美國公使以勝利者的姿態，正式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並把包括銀行團性質、規劃的「備忘錄」一併給了北京政府。

　　「備忘錄」的要點包括：有關中國經濟活動的一切大權由銀行團掌握；中國從此不得向別國借貸；中國的一切財政收支需向銀行團報告並任其查問；中國政府任免官員要經銀行團同意。顯然四國銀行團成了控制中國的太上皇。

　　儘管史迪威的具體工作和銀行團無關，但他卻明顯察覺出中國的一切大事都被銀行團所左右。他在瞭解中國軍事動向中摸到一條經驗：只有從銀行團那裡才能理清各派軍閥頭目的根由底細。他到北京之前，控制北京政府的已是直系軍閥的後起之秀吳佩孚。吳佩孚能獨攬大權，全是美國支持的結果。

　　吳佩孚被美國選中，不只是他打出的旗號是「和平統一」中國，更重要的是這個旗號是和日本扶持的段棋瑞的「武力統一」中國尖銳對立的。

　　吳佩孚的反日立場由來已久，為中國人所熟知。他生於1873年，山東篷萊人。6歲進私塾，9歲作文章，12歲念完四書五經，22歲考中秀才。他對於抗倭名將、前輩同鄉戚繼光極為敬仰，熟悉戚繼光的名言：「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但是，甲午戰爭時，他目睹日本人一炮擊中篷萊閣上那塊匾，「海不揚波」四個大字被打碎的偏偏是個「不」字，「海不揚波」變成了「海揚波」。吳佩孚十分惱怒，還曾作詩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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