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危受命-丘吉爾(41)

四一

　　內維爾·張伯倫秉承父兄的意旨，以躍躍欲試的心情接受了這一工作。

　　在此後的五年中，他的生活就消磨在這個荒島上，嘗試種植劍麻。荒島時常遭受大風暴的襲擊，他過著近乎原始的生活，同時必須同缺乏勞工而引起的困難以及其他種種的障礙進行不斷的鬥爭，只有拿騷城是唯一的文明的象徵。張伯倫對丘氏夫婦說，他堅決要求每年在英國休假三十月。他建造了一個小港口和躉船，以及短短的一段鐵路或電車軌道。他採用了一切被認為與土壤相宜的施肥方法；大體上過著完全原始式的露天生活。但是，劍麻卻沒有生長出來！或者至少是沒有可以供應市場的劍麻。經過五年以後，他深信這個計劃沒有成功的希望，他回到倫敦去見他嚴肅的父親，而他父親對於這種結果是絕對不滿意的。他雖然很寵愛他的兒子，但對五萬英鎊鉅款忖之東流，也感到痛心。

　　張伯倫娓娓而談，神情異常興奮，加以故事本身表現了一種英勇的努力，使丘氏夫婦不勝神往。丘吉爾不禁想道：「可惜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戈德斯堡和慕尼黑會見這位隨身攜帶雨傘、一味追求和平的政治家時，卻不知道他的談話對象，實際上是一個曾經在英帝國邊遠地方開拓荒野的頑強人物！」當他們共進晚餐時，海戰仍在進行，事件也繼續發生，在喝湯時，有一個軍官從下面作戰室跑上來報告，說一艘德國潛艇被擊沉了。等吃到甜品時，他又上來報告說，我們擊沉了第二艘德國潛艇；等到夫人們正要離開餐室時，他第三次上來報告說，又擊沉第三艘德國潛艇。一天之內接連三次捷報，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張伯倫夫人以天真而又含笑的眼光對海軍大臣說：「這是不是你故意佈置好的？」丘吉爾向她保證，如果下次她再光臨，我們一定會獲得同樣的結果。

　　但是，「晦暗不明」的戰爭不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英國政府企圖尋找出路，把對德戰爭轉向對蘇戰爭，也就是想通過某種方式結束對德戰爭，以便聯合德國一同反蘇。1939年底，在英國統治集團的唆使下爆發了蘇芬戰爭。倫敦以為轉移戰爭的時機已到。這時，丘吉爾打算在挪威和瑞典發動攻勢以阻止瑞典對德國的礦石供應。蘇芬戰爭爆發後，英法政府不僅對芬蘭提供了各種援助，而且決定通過挪威和瑞典派遣援軍支援芬蘭進行反蘇戰爭。

　　這一舉動表明，英蘇之間的關係將會進一步惡化。

　　丘吉爾支持張伯倫向芬蘭派遣英法援軍的計劃。因此，有一段時間他是同意把戰爭從德國轉到蘇聯身上的。他的這種立場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的。

　　丘吉爾所高興的是德國同蘇聯二虎相爭，他不想同張伯倫和其他想轉移戰爭禍水的政府同事分道揚鑣。在那段時間，丘吉爾關於蘇聯的言論同首相的觀點實際上並無區別。他完全改變了前些年未進入政府前的對蘇態度。很像對蘇俄干涉時期和20年代那樣，他又重新敵視蘇聯。

　　埃默裡斯·休斯寫道：「如果同俄國作戰，英國遠征軍必將在芬蘭被殲，英國的不幸將比達達尼爾海峽戰役更加嚴重。」泰勒在回憶達達尼爾海峽的情景時也認為：「芬蘭舉動是新的，甚至是更加慘重的加利波利。」這位英國歷史學家繼續寫道：「遠征芬蘭的動機壓倒明智的分析。在英法已經同德國處於戰爭狀態的時候，挑唆英法同蘇俄開戰簡直是瘋人院的主意。這裡有更加險惡的用心，就是要把戰爭引上反布爾什維克的軌道，以便結束甚至忘記抗德戰爭……現在，唯一能說明這種情況的結論，就是當時的英法政府喪失了理智。」

　　英國的進步刊物《勞工月刊》于1940年2月寫道：「英法帝國主義集團中沙文主義的和侵略成性的反動勢力，不惜一切代價擴大戰爭，總想用向東方開戰的辦法打開西方的僵局。在這裡，他們同原來的慕尼黑分子攜起手來，慕尼黑分子之所以感到捲入抗德戰爭是犯了錯誤和違反本意，就是因為他們要組織反蘇戰爭，而且還要以此為基礎組織英國領導下的世界反革命戰線。」

　　這是對「真正瘋人院」反蘇陰謀的透徹解釋，也是對丘吉爾同企圖轉移戰爭的人同流合污這種似乎不好理解的行為的解釋。與此同時，《勞工月刊》還召開了工人和社會團體代表會議。與會者聲明：「蘇聯的事業是世界社會主義和整個國際工人階級的事業。我們提請工人階級牢記，在1920年，工人階級通過宣傳和罷工等手段制止了一場反蘇戰爭，現在也應該迅速行動起來，再次制止同一性質的戰爭。」幸虧芬蘭領導層後來領悟到，接受英法預謀的支援，將會給芬蘭帶來民族災難。因此，在芬蘭軍隊遭到失敗之後，芬蘭政府同蘇聯簽訂了和平協議。

　　這樣，英國也就避免了因執行轉移戰爭路線必然產生的災難性後果。

　　1940年初春，張伯倫異想天開地以為英國對德戰爭的勝利己有保證。他認為在「奇怪的戰爭」期間，英法兩國充分動員了自己的一切資源，力量的對比已經變得有利於同盟國，未來的勝利是有把握的。4月4日，星期四，這位令人難以捉摸的首相，以異常樂觀的精神，在保守黨中央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這樣的演說：

　　「經過七個月的戰爭，我覺得我對勝利的信心，要比戰爭開始時增加了十倍……我覺得在這七個月中，我們與敵人的相對地位，已比先前大大地增強了。

　　「請大家考慮像德國那樣一個國家和我們國家在方針上的區別。早在戰爭爆發以前，德國已經在備戰了。它以狂熱的速度，增加它的陸地上和空中的武裝力量；它集中了它的一切資源來生產武器和裝備，並建立龐大的物資儲備；事實上，它把德國變成了一個完全武裝的軍營。另一方面，我們這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卻在從事我們的和平事業。不錯，我們由於德國所進行的活動，而被迫開始重新建立那些被我們擱置了很久的防禦措施。但是，在和平尚未絕望時，我們延遲實行——而且繼續延遲實行——那些為了把國家納入戰時體制而必需的激烈的措施。

　　「結果是，到了戰事實際爆發的時候，德國的種種準備遠遠超過了我們。

　　因此，我們當然可以料到，敵人必然會利用它初期的優勢，在我們來不及彌補我們的種種缺陷以前，企圖壓倒我們和法國。但敵人卻沒有實施這種企圖，這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嗎？姑且不論由於什麼原因——也許希特勒認為他可以不經過戰爭而逍遙自在地佔有他所攫取的一切；也許他的各種準備畢竟還不是十分充分——但有一點確實是無疑的，即希特勒錯過了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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