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危受命-丘吉爾(30)

三〇

　　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一些講話，以《英國仍在沉睡》為題彙集成冊發表了。這個集子出版後，在英國人民中間產生了巨大反響。美國駐倫敦大使肯尼迪讓他23歲的兒子約翰以《慕尼黑及其後果》為題撰寫畢業論文。約翰欣然同意這個選題，著手根據父親的建議和美國駐倫敦大使館提供的材料撰寫論文。他採用丘吉爾的論題，並力求展開論述。文章寫成後，父親很滿意，並決定把這篇論文發表出去。約翰·肯尼迪的《為什麼英國沉睡不醒》一書在《紐約時報》評論員克羅克的協助下出版，並且很快銷售一空。

　　丘吉爾一再強調德國空軍的嚴重威脅。他說，過去「海軍是英國可靠的後盾……現在我們不能這樣說了。可惡的空戰方法的發明和改進，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地位。我們已經不是20多年前那樣的國家了。」1934年英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擴大本國的空軍。下院在討論這些措施的時候，給了丘吉爾重新闡述自己觀點的機會。他說道：「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易受攻擊，也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善於回敬掠奪者……我們的宏偉首都，世界最大的攻擊目標，就像一頭捆縛著的肥大而珍貴的母牛引誘著猛獸。我們現在的處境是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也是現在其他國家沒有遇到過的……我首先要指出，德國違背和約，建立空軍，其實力已達到英國空軍的2/3……到1935年底，即便政府的這些提案付諸實施，德國空軍也將在數量上和戰鬥力上和我們的空軍幾乎相等。」

　　1934年11月，丘吉爾對國王的答辯詞作了一些修正，指出「我們的國防實力，尤其是空軍實力不夠充實，不足以保證陛下忠實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丘吉爾說，德國現在已有了一支空軍，如果照目前的速度發展下去，再過一年或兩年，德國空軍的實力將超過我們50％，到1937年就會比我們幾乎強一倍。

　　但是，鮑爾溫首相不同意丘吉爾的這些預測。他斷言：「德國空軍的實力決不會像丘吉爾斷定的那樣和我們相等，或比我們更強，而是相反。照我們的估計，我們兩年後仍將有50％的優勢。」只過了半年，鮑爾溫不得不公開承認丘吉爾的預測是正確的，被迫做了「有名的自我檢討」。他說：「我錯誤地估計了未來，在這一點上，我是完全錯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受騙了。」鮑爾溫承認，這一錯誤要由政府、首先是由他自己負責。他說：「這不是某一位大臣個人的責任。從總的方面說是政府的責任，我們所有的人都有責任，都有該受責備的地方。」但是，英國政府並未改弦更張，而是繼續堅持錯誤的外交政策。

　　如今，丘吉爾同從前一樣，在下院只能扮演「後座議員」的角色。他痛苦地忍受這種處境，每當政府內部出現微小變化時，他總是希望能為自己在政府中找個位置。1936年春天，政府打算組建一個新的部來協調各軍事部門的活動。當提到是否委任丘吉爾領導這個部的工作時，丘吉爾很想在這個舞臺上顯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但是卻遭到鮑爾溫和張怕倫等人的強烈反對。大多數保守黨黨員也不大信任他。凱斯·法伊林就此寫道：「一些自由党人和中間派人士認為，把丘吉爾排除在政府之外方能實行反軍國主義政策，如果把新組建的國防協調部交給丘吉爾領導，會使這些人士感到恐慌。吸收丘吉爾參加政府同黨的負責人的意見背道而馳。此外，一旦鮑爾溫隱退，這樣豈不又將引起一場由誰繼任首相的爭執嗎？」

　　丘吉爾又重新在寫作中尋求安慰。他把從凡爾賽和約起到30年代中期止發生的全部歷史寫成一部書。丘吉爾已寫出第一章。這一章後來未經任何修改就納入了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不過，他不久又放棄了這部歷史書的寫作，專心寫《英語民族史》。丘吉爾迅速完成了這部內容充實的巨著，但是這部著作的出版卻拖了好幾年。

　　丘吉爾在回憶自己為重返政府所遇到的種種挫折時寫道：「鮑爾溫和我一樣，想不到他當時幫了我一個大忙。他使我沒有卷人其後三年政府的不明智政策當中去；假使我當了大臣，那麼打起仗來，就得對毫無戰爭準備的國防工作負直接的責任了。」丘吉爾對形勢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丘吉爾沒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英國政府的工作，這對他是有利的。

　　1936年3月底，丘吉爾在保守黨外交委員會闡述了他多年來，實際上一直到他生命最後一息所遵循的英國歐洲政策的原則。丘吉爾說：「英國400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強大、最富於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特別是防止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落入這個國家的手中。從歷史上看，在這四個世紀中，人和事，環境和情況已發生了變化，而這個目的卻始終如一，這是世界一切種族、民族、國家或人民的歷史記載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還有，不論在任何情況下，英國總是走較艱難的道路。」丘吉爾說，「與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對抗，在威廉三世和馬爾巴羅領導下反對路易十四，反對拿破崙，其後又反對德國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時候，如果英國參加較強大的一方，分享其勝利果實，那不但輕而易舉，而且具有極大的引誘力。

　　然而，我們總是走較艱難的道路，參加不那麼強大的一方，同它們聯合起來，打敗或挫敗大陸上的軍事霸主，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所統治的是哪一個國家。

　　這樣，我們就保住了歐洲的自由，保護了歐洲的生氣勃勃和變化多端的社會的成長。」根據這些原則，丘吉爾提出一個問題：今天究竟哪一個國家是最強大的，並且力圖稱霸歐洲呢？丘吉爾認為，法國陸軍是歐洲最強大的，但它並不威脅英國。德國則不然，它哪個國家都不怕，「它正在以德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規模來擴充軍備。它的領導是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他們很快就不得不在經濟財政上崩潰……或者發動戰爭這二者之間作出選擇，而這個戰爭的唯一目的，以及如果取勝的話，其唯一的結果，就是納粹統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歐洲。」丘吉爾認為在這種情況廠要拯救英國「必須再一次聯合歐洲一切力量來約束、抑制、必要時挫敗德國的霸權」。

　　這樣，丘吉爾的綱領就成為英國同自己最危險的敵人德國進行鬥爭的綱領。丘吉爾比英國許多其他政治家更早認識到30年代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他看清了，對英國來說，更重要的不是希特勒德國己準備好對蘇作戰，而是它已成了英國的危險敵人。在丘吉爾的心目中，後一種情況比第一種情況越來越重要。丘吉爾看清了這一情況，說明他比自己同時代的英國其他政治家高明。

　　但是，丘吉爾對鮑爾溫一張伯倫政策的抨擊並不是始終如一的。其根源在於他總是全神貫注地反對共產主義。1936年在西班牙發生了法西斯暴動，而後又出現了德國和意大利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武裝干涉。當時丘吉爾主張不干涉西班牙事務。英國政府執行的正是這一政策，它不僅適合西班牙佛朗哥集團的利益，而且也適合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利益。丘吉爾寫道：「我在這次衝突中是中立的。我當然不贊成共產黨，又怎麼會贊成他們呢？……我確實認為，英國政府不過問西班牙的事情做得對。」對社會主義和革命運動的仇恨，妨礙丘吉爾看清「不干涉」政策不僅使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事業遭到損害，而且也違背了英國的戰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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