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危受命-丘吉爾(29)

二九

　　1934年12月，意大利向埃塞俄比亞派去25萬軍隊，次年5月佔領了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驚恐萬狀的塞拉西皇帝乘上英國軍艦倉皇出逃。

　　在亞洲，日本帝國主義繼1931年9月18日發動進攻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後，1932年又在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同年3月1日，日本帝國主義炮製了偽滿洲國，並要國際聯盟承認。翌年，日本以國際聯盟拒絕承認偽滿洲國為藉口，宣佈退出國聯。接著，又逐步向熱河省和華北蠶食。1933年1月初，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和華北之間的咽喉要地山海關，3月又侵佔熱河省，並逐步擴大在華北的侵略活動。

　　1936年11月25日，日本與德國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結成了侵略聯盟。

　　1937年7月7日，日本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製造「盧溝橋事變」，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

　　面對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擴張，丘吉爾意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怕信號就要出現了」。尤其是希特勒的上臺，德國軍國主義的加緊復活，不僅給歐洲的革命運動，給蘇聯，也給英國的利益帶來危險，而且是致命的危險。因此，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對那些曾經精忠英勇戰死沙場的人的兒女，又只好作這樣的描寫：

　　他們並著發痛的肩膀前進，邁著沉重的步伐，離開生命的光明曠野。

　　當時，各大國對外政策的著眼點都放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上。蘇聯提出了普遍裁軍的方案，採納這個方案可以縮小軍事威脅，減輕勞動人民沉重的捐稅負擔。英國政府在當時嚴重的和平主義情緒的驅使下施展詭計·，它口頭上擁護裁軍，但又竭力阻撓採納蘇聯的建議。英國提出與蘇聯相對立的方案，其實質是原封不動地保存自己的軍隊，削減對方的軍隊。

　　有些英國政治家認為，應該容許德國有「平等的軍備」。其實，這正是德國納粹分子所堅決要求的。丘吉爾明白這樣的要求意味著什麼。1933年4月，他說：「德國要求軍備平等，陸軍與海軍的編制平等……這是最危險的要求。生命中沒有永恆的東西。只要德國的怨恨和不滿尚未消除，還抱著我們不幸看到過的那種情緒時，就真地獲得與其鄰國完全相等的軍事力量，那麼可以肯定，我們自己也將面臨指日可待的歐洲大戰的重新爆發。」

　　裁軍會議失敗後，丘吉爾感到被捆住的雙手已經放開了，他的奮鬥方向已不再是反對可能的裁軍，而是爭取大力重整英國軍事裝備。丘吉爾同英國許多政治家和軍事家的看法不一樣，他正確地肯定了技術裝備在20世紀戰爭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作戰時，他在設計、製造和使用坦克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如今，在30年代，他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空軍上了。丘吉爾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把德國作為英國軍事上的潛在敵人。巨大的水上障礙——英吉利海峽把英國同西歐分開，這種情況使英國最擔心的是德國空軍。丘吉爾非常注意德國空軍的發展，並極力設法迅速改變英國空軍的狀況。

　　丘吉爾在下院關於這個問題發表演說是最合情理和最成功的。丘吉爾的演說證明，他無論對德國的動向還是對英國軍事裝備的現狀，都了如指掌。

　　丘吉爾在政府中沒有任何正式職務，卻能掌握充分可靠的實際資料，並根據這些資料得出為以後的事態所證實的結論，看來似乎是令人奇怪的。其中有哪些奧秘？原來丘吉爾一直堅持收集有關英德關係和雙方軍備狀況的情報。

　　他同陸軍部和外交部的許多高級官員保持密切接觸。丘吉爾聯繫面非常廣泛，他既同法國的一些政治家聯繫，也同柏林的一些人建立了聯繫。

　　針對國內存在的和平主義，丘吉爾多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一心一意地避免另一次大戰的發生。但是萬一發生了戰爭，我們就要鬥爭下去，為了能在戰爭中求生存，即便付諸武力也在所不惜。」早在1931年丘吉爾就在下院的講壇上向內閣和議會說過：「德國同法國的陸軍力量相匹敵，這令人十分遺憾。我要向那些認為這樣做是對的人們問一句：『先生們，你們希望戰爭？』把歐洲重新拖入戰爭的危險已經來臨！」正當希特勒瘋狂擴軍備戰、磨刀霍霍之時，英國一些短視的政治家們卻迂腐地空談一些陳詞濫調。在他們的縱容和鼓動之下，1933年，牛津大學俱樂部的學生，竟通過了一項「本院絕不為國王和祖國而戰的決議」。這一類的插曲，在英國國內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國，在意大利，在日本，特別在全世界進步人士的眼裡，深深感到英國已經萎靡不振了。

　　「我們讀到了德國超乎尋常地大量輸入廢鐵、鎳和軍用金屬的消息，我們讀到了關於這個國家盛行全國的軍國主義精神的一切消息；我們還看到他們正以一種嗜血的哲學來向青年灌輸，這是自野蠻時代以來所未有的。」丘吉爾在下院辯論時說，「看到這些正在活躍起來的力量，我們不要忘記，這就是曾經同整個世界作戰並且幾乎把世界擊敗的那一個強大的德國，在那次戰爭中，它以一個人的生命換取對方兩個半人的生命。如果你知道了這些準備、這些理論和這些公開提出的主張，就難怪德國周圍各國都感到驚慌失措了。」丘吉爾進一步指出：「我們現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險，就是我們不僅不加強自己的國防，而且還不斷要求法國裁減他們的實力，我們怎樣去勸他們的呢？我們說，『你們把實力裁減吧』。我們總是給他們這樣的希望：

　　如果他們在裁減實力之後，又遇到什麼災難，那我們就會設法援助他們，雖然我們也是兩手空空，愛莫能助。我不能設想比這更危險的政策了。羅馬人有一句格言：『握緊你的武器，延長你的疆界』。但我們的格言似乎是：

　　『裁減你的武器，增加你的義務。』還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減哩！」雖然下院各位議員都極端注意傾聽丘吉爾的發言，但丘吉爾卻有一種絕望的感覺。他深信英國面臨一場即將爆發的嚴重的戰爭的考驗，但又不能使議會和政府重視這種警告。丘吉爾提出的證據不能使他們信服並從而採取行動，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但是，丘吉爾還是鼓足勇氣，冒著被稱為「戰爭販子」的罪名，大聲疾呼，要求政府面對當前的風暴，建立各種防衛力量，加強與盟邦合作，共同行動，制止法西斯侵略，「使我們從可悲的錯誤估計中醒悟過來。我們現在就是這些錯誤估計的受騙者，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這個警告，也許有一天會成為它的犧牲品！」這時在丘吉爾的記憶中，記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為火車失事而寫的幾句詩。這是他從前在漫畫雜誌《笨拙》上讀到的，丘吉爾走下講臺後，又默默地背誦這首詩：

　　是誰掌管這轟隆隆的火車？

　　轉軸嘎嘎地響，掛鉤拉得緊緊，以瘋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轉轍；但困倦已使司機的耳朵失靈，信號的閃耀只徒然地穿過夜色，因為是死神啊，它在掌管這轟隆隆的列車。

　　「多好的詩啊！」丘吉爾反復地朗誦著，這不正是對當前形勢的生動寫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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