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危受命-丘吉爾(7)

七

　　正如丘吉爾在他的《我的青少年時代》一書中寫的那樣，他在第一部書問世後養成了「寫作習慣」。他在班加羅爾利用冬季時間從事第二部書的寫作。他決定創作小說，當那些與他共事的軍官們沉湎于娛樂休息的時候，他卻一直埋頭寫作。不到兩個月，他就寫完了一部小說。在小說《薩伏羅拉》裡，丘吉爾把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描繪成人類「最醜惡」的代表。這說明，早在青年時期丘吉爾就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懷有憎惡的感情，而且這種感情一直到他漫長一生的最後時刻也沒有消失。

　　《薩伏羅拉》的問世，引起了政治界和文化界的注視。人們一致認為《薩伏羅拉》既是一部傳記體著作，也是作者的政治宣言。在描寫勞拉尼亞國的時候，丘吉爾無疑寫出了他那個時代英國政治生活的很多特點。在小說的主人公——勞拉尼亞國人民領袖薩伏羅拉身上，作者描寫了自身的許多特點。

　　薩伏羅拉的辦公室正是丘吉爾本人未來的辦公室。辦公室陳列的書籍中最顯眼的是丘吉爾喜愛的吉本和麥考利的著作。這反映了作者自己的興趣與愛好。在書中，丘吉爾借主人公之口，表達了他的政治志向。「他不喜歡也不能忍受安逸、舒適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強悍的，勇猛的。充滿抱負、動盪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應該一往無前。」薩伏羅拉為了滿足自己無限的虛榮心捨棄了生活的歡樂，準備踏著最艱難的道路勇往直前，正是這種虛榮心成了丘吉爾一生的推動力。

　　丘吉爾寫作這部小說後，決定參加蘇丹戰爭。英國為征服蘇丹做了多年準備。19世紀70年代初期，英國侵佔埃及之後，又攫取了蘇丹。但是1881年蘇丹爆發了馬赫迪領導的起義。馬赫迪宣稱自己是安拉在人間的使者，是救世主。他領導了蘇丹人民反抗英國侵略者的民族解放鬥爭。這次鬥爭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蘇丹人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1885年幾乎把全部外國軍隊趕出了自己的國家。作惡多端的英國駐蘇丹總督戈登將軍也被蘇丹人民擊斃了。人們歡慶，拍手稱快。

　　殖民主義分子戈登，1833年出生於英國一個皇家軍官家庭，1852年入皇家工兵部隊，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1860年他被派到中國，參與了進攻北京和搶掠、焚毀圓明園的罪惡活動，後任「常勝軍」統帶，配合清廷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1874年至1880年他先後任蘇丹赤道省省長和蘇丹總督，鎮壓達爾福爾等地的起義。1882年戈登任開普殖民地英軍司令，指揮多次殖民戰爭。1884年他晉升中將，複任蘇丹總督，鎮壓馬赫迪起義，次年在喀土穆戰役中被擊斃。戈登之死，大大激怒了英國殖民當局。他們把流血的責任強加在奮起保衛祖國、反抗殖民主義侵略的馬赫迪起義者身上。英國準備了很長時間為戈登復仇，並於1896年對蘇丹發動了大規模的入侵活動。

　　這次丘吉爾來到蘇丹，照例不僅是為了打仗，主要是為了報道戰爭情況。

　　他同新結交的朋友、保守黨的《晨郵報》老闆的兒子奧利弗·博思威克商妥，該報將發表他關於蘇丹戰爭的通訊。報社答應他的父親每登一欄付給15英鎊，這在當時算是比較高的稿酬了。丘吉爾及時趕到前線，參加了1898年9月的決戰。這時馬赫迪已經犧牲，蘇丹軍隊改由他的繼承人哈裡發統率。蘇丹軍隊人數眾多，但裝備和戰術還是中世紀的水平，儘管英勇頑強，終於在帝國主義新式武裝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這次戰爭造成了一場大屠殺。丘吉爾寫道，他親眼看到蘇丹苦行僧軍隊在恩圖曼附近的大戰中被擊潰，勝利者幾次橫掃戰場，把蘇丹傷兵全部打死。丘吉爾對這種殘忍行為和基奇納的縱容感到憤慨。他寫信對母親說：「基奇納可以作為一個將軍，但他永遠不是一位紳土。」丘吉爾在騎兵團參加了戰鬥。這是英國軍事史上騎兵對步兵發動的一次令人震驚的、最殘忍的進攻。這也是丘吉爾從軍以來參加的規模最大、最殘酷的一次戰鬥。

　　戰爭結束後，丘吉爾乘輪船沿尼羅河下行來到開羅，著手考慮撰寫他的第三部著作——《尼羅河上的戰爭》。在寫書的同時，丘吉爾思忖著今後的軍事生涯。當然他非常希望能像他的大名鼎鼎的祖先馬爾巴羅第一代公爵那樣，取得指揮一支龐大軍隊的權力，並在戰場上贏得榮譽。可是現在時代不同了，丘吉爾懂得，要升到能夠指揮一支像樣兵團的軍銜，必須經過多年循規蹈矩的軍人生活，也許還要到帝國最邊遠的駐軍服役。因此，他必須另找出人頭地的途徑。這也許是艱難的，但可能是更快達到目的的途徑。正如他已看到的那樣，新聞工作在當時為他出名和掙錢提供了機會，以後他可能通過這個途徑揚名四方。

　　他僅在一個月裡，從蘇丹寄給《晨郵報》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鎊的收入，當時他這個中尉的薪餉不過12.5英鎊。新聞工作還可以成為他在政治上向上爬的一種手段，而他的確越來越想從事政治活動。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我對士兵的生活觀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歡這種生活，而且更加相信這不是我的天職。」為了撰寫第三部書，丘古爾不僅親自參加了戰爭，而且還在開羅進一步搜集了戰爭素材，同蘇丹的著名歷史專家座談，並從蘇丹戰爭的積極參加者那裡獲得了大量材料。他一回到英國，就專心致志埋頭著書。經過艱苦的努力和多少不眠之夜，這部《尼羅河上的戰爭》終於在1899年10月出版了。

　　這部兩卷本的《尼羅河上的戰爭》的問世，立刻轟動了倫敦，震驚了英國。對於一個年僅24歲的青年作者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這部書表明了丘吉爾的才華和他對歷史懷有濃厚的興趣。在這部書裡，他不僅敘述了親自參加過的戰爭，而且實質上寫了一部英國征服埃及和蘇丹的歷史。文字生動，材料豐富，引人入勝。當時丘吉爾第一次體驗到終生伴隨著他的創作愉快感，享受到用歷史觀點搞創作的樂趣。

　　在書中，丘吉爾在某種程度上抒發了一個英國青年所應有的正義感。他尖銳地批評了他的上司基奇納將軍，揭露了英國殖民主義的可憎面目。丘吉爾對基奇納侮辱馬赫迪陵墓和遺骨的暴行感到憤慨。在他的筆下，基奇納的行為不僅是卑劣的、野蠻的，也是對敬奉馬赫迪陵墓的蘇丹人的莫大侮辱。

　　丘吉爾寫道：「按照赫伯特·基奇納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褻瀆並被夷為平地。馬赫迪的遺體被挖掘出來，把他的腦袋從軀體上砍下來……士兵們用手傳遞到開羅，當作有趣的戰利品……四肢和軀體被扔進尼羅河。這就是勝利者的俠義行為。任何一個重視老自由党光榮傳統的人，任何一個同情人道主義思想的人，都不會贊同這種行為。」丘吉爾依仗他的貴族地位，不僅在書中譴責了基奇納的行為，還在某種程度上用含蓄的筆墨，以批評的態度評價了對蘇丹的戰爭。他寫道：「在英國，大概還有其他地方，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在沒有確信敵人極端不可救藥之前，似乎還不能採取戰爭行動去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於是，他們便對苦行僧——從馬赫迪到哈裡發——百般咒駡，把一切可以臆造出來的罪行都加到他們頭上。但是，當把這些咒駡灌輸給戰場上的軍人，使他們認為敵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蟲的時候，這些軍人就會做出野蠻的事情來。此外，這種隨意的責難是極端不公正、極端危險和毫無必要的……對人們宣稱英國和埃及軍隊開進恩圖曼是為了把人民從哈裡發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可是，解放者卻從來還沒有這樣不受歡迎……說戰爭是為了懲罰苦行僧的罪惡行徑，那是偽善。」

　　對於一個民族主義者來說，丘吉爾的議論是微不足道的，但即使這樣，稍稍抒發了資產階級的一點點正義感，也引起了英國官方和軍界的強烈不滿。後來，丘吉爾自己也明白說過了火，喪失了英國資產階級和殖民主義者「應有的立場」。這樣的言論會使他同國家的政治領袖們發生嚴重爭執，影響他今後的前途。因此，在1902年該書再版時，丘吉爾刪掉了上述議論和一些類似的言論，將兩卷本改為一卷本。即使這樣，這部書仍暢銷不衰，它不僅使丘吉爾躋于英國名記者的行列，而且就是在作家隊伍中，丘吉爾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了。

　　寫作使丘吉爾出了名，他認為這是出人頭地的一個捷徑，因此哪裡有戰場他就要求到那裡去。

　　正是：求取功名似發瘋，南非之行險喪生。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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