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殘志堅-羅斯福(99)

九九

　　第三十三章　總統特別助理

　　霍普金斯受人贊，既有卓識又有膽；
　　全心全意為國家，貢獻之大難說完。

　　在羅斯福的朋友中，關係最密切和幫助最大的要屬路易斯·豪和哈裡·霍普金斯了。作為羅斯福的智囊和「參謀長」，路易斯·豪成功地幫助羅斯福參加總統競選，並最終把他送進了白宮。但不久路易斯就去世了。對於他的死，羅斯福夫婦是非常悲痛的。繼路易斯·豪之後，霍普金斯成了羅斯福的高參。在他擔任總統的12年間，可以說，羅斯福的每一項重大決定和任何困難問題的解決，沒有一項不是在霍普金斯的參與下完成的。他既是總統的特別助理，又是羅斯福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當霍普金斯作為「客人」住在白宮的那幾年，他一般被認為是為總統出謀劃策的「危險人物」。仇視他的決不只限於那些憎恨羅斯福的人。內閣內外，羅斯福最忠實的朋友和同事中，也有不少人極不喜歡霍普金斯，對他享有實際權力和影響的特殊地位，甚為不滿。許多人奇怪，為什麼羅斯福要把他留在身邊。

　　對於這位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中成長起來的總統特別助理，馬歇爾將軍說過，「他對國家的貢獻之大，哪怕作個粗略的估計也是困難的。」羅斯福有意識地培養這位有識之士，向他灌輸政治和軍事的藝術和科學，然後委之以決策大權。這除了總統喜歡他，信任他，並需要他之外，沒有其他解釋。霍普金斯來自中西部玉米地帶，是一位福利工作者，習慣于把錢看作一種應該儘快花掉的東西。他是一位放蕩不羈而又富於韜略的革新家，在出身、教養和待人接物方面都與羅斯福大相徑庭。但是，他身上的一些素質，包括某些令人惋惜的缺點，卻得到了羅斯福的欣賞和喜愛，這原因之一可能只是因為這些缺點太不一般。對他們這種關係的最好說明之一，是觀察深入的美國專欄作家雷蒙德·克拉拍在1938年寫的一段話：

　　「許多新政派人物的死板固執，使羅斯福感到討厭。霍普金斯決不如此。他天生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提出要求，什麼時候保持沉默，什麼時候堅持，什麼時候退讓，什麼時候跟羅斯福直截了當打交道，什麼時候得繞一些彎子……霍普金斯靈活、機警、精明、大膽、有見地、對什麼都滿不在乎，這樣一個人，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必然得到羅斯福的寵愛。」

　　在戰爭期間，霍普金斯的功勳尤為卓著。羅斯福死後，杜魯門總統把功績優異勳章授予霍普金斯時，陸軍部在嘉獎令中說他為解決戰爭面臨的多種問題表現了「洞察一切的判斷力」。舍伍德說，「這話對霍普金斯實在太妙了——洞察一切的判斷力——這表明他現產問題深入敏銳，並表明這種觀察力後面的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毅力。」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以及繼之而來的戰爭年代中，霍普金斯認為他的工作，他應盡的天職，就是去找出羅斯福真正需要什麼，然後尋求途徑，使一切困難，哪怕是羅斯福本人可能出現的動搖，也不足以妨礙它們的實現。霍普金斯決不會犯威爾遜的顧問愛德華·豪斯上校犯的錯誤。豪斯自稱對威爾遜總統的心理比總統本人掌握得更透徹，因而使他與威爾遜之間出現了致命的裂痕。羅斯福可以把任何使命委託給霍普金斯，派他前往五角大樓或唐寧街，而絕對相信霍普金斯不會單憑臆測，就對首腦的政策或意圖吐露一句決定性的話。對羅斯福判定的範圍，霍普金斯決不擅自越出一步。

　　霍普金斯首次訪問莫斯科是在1941年7月，在希特勒進攻蘇聯後還不到1個月，當時羅斯福曾致電斯大林：「我要求你對他完全信任，就像你直接與我談話一樣。」在那個時候，羅斯福還從未與斯大林有過個人接觸，但是斯大林相信他的話。斯大林與霍普金斯談話之坦率，是他對以前來自西方世界的戰時使節從未表露過的。值得注意的是，霍普金斯並未攜帶羅斯福要他怎麼說成怎麼做的任問書面指示。羅斯福常常說：「哈裡是實現我的意圖的理想使節。他甚至不懂得什麼叫『外交禮節』。任何官樣文章碰到他，都會被他打個落花流水。他跟一個外國要員談話的時候，知道怎樣在椅子上往後一靠，把腳擱到會議桌上，說道：『啊，是嗎？』他正是這種以超紀錄的迅速抓住問題實質的能耐，使他獲得了丘吉爾的歡心。」

　　丘吉爾對此也有同感，他說：「我曾參加過幾次重要的會議，出席會議的行政要人有20人或者更多。每當討論茫無頭緒，在座的人都一籌莫展的時候，哈裡·霍普金斯總會一針見血地指出關鍵性的問題：『的確，總統先生，這就是我們必須加以解決的。我們是不是要談談這個問題呢？』結果，他所提出的問題，總是受到重視，大家一重視，問題也就獲得解決了。」

　　一次，丘吉爾、羅斯福和霍普金斯在白宮樓上橢圓形辦公室共進午餐。他們商量當天下午的正式會議上將提出討論的重大問題。像往常一樣，羅斯福和氏吉爾談起來總是漫無邊際。這時就得靠霍普金斯把這些翱翔天外的想像拉回到地面，以便考慮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他這麼做的時候一貫是單刀直入的。於是，丘吉爾回頭對他說：「哈裡！戰爭結束以後，英王陛下政府打算報答你，授予你一個貴族稱號。」霍普金斯有些不願意地回答說，貴族院議員的頭銜，他並不渴望。但丘吉爾馬上接口道：「我們已經考慮了一個稱號。你應該被稱為『抓根本問題勳爵』。」

　　儘管霍普金斯為工作廢寢忘食，身體又長期虛弱，但他還是嚮往生活的樂趣。他愛好賽馬、看戲、逛夜總會，愛好與時髦、漂亮、才氣橫溢、好尋歡作樂的人在一起。和他作對的報紙罵他是「浪蕩子」，他聽了反而高興、自豪。他覺得那使他具有一種迷人的魅力。總統的保健醫生麥金太爾將軍有一次說；「我最大的任務就是不要使哈裡感覺到他的病已經完全好了。只要他認為他已恢復健康，他就會跑到市里去，然後從那裡直接到梅奧醫院。」羅斯福對這位任性的朋友這些逢場作戲的行為，感到有趣，但詞時對他的健康也相當憂慮。他的態度既像一位溺愛子女的父親，又像一位親密的兄弟，對他的任性雖然覺得可以寬恕，但為了他的健康，對他的活動又認為必須嚴加約束。

　　1939年5月21日，正當霍普金斯因多次病魔纏繞、臥床不起的時候，羅斯福既含蓄又幽默地給他寫了這樣一封信：「親愛的哈裡：好孩子！教師說你增加了兩磅。2磅等於2元。希望你繼續有所增加，把收入存入小小的儲蓄所。」信中夾著兩張1元的鈔票。8年之後，他不在人間時，鈔票還夾在那裡。據認為，霍普金斯留下的財產，除了這點錢，恐怕就不多了。他一生雖然生活任性放蕩，但可以為眾人慷慨解囊，從不聚斂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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