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殘志堅-羅斯福(91)

九一

　　史迪威對這次戰役的失敗，滿腔怒火，在一份55頁的報告中，他生動地描述了英國和中國指揮官貽誤戰機的行為。他得出結論說，英國人只關心保衛他們具有戰略意義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戰局符合帝國更大的戰略需要時才這樣做。他們不屑同中國人合作，認為中國是長期威脅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國家。對於蔣介石，史迪威更是十分嚴厲地加以指責，尤其是因為他阻撓了這個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的工作。史迪威寫道，中國現有的政治和軍事組織，事實上是無可救藥的。只有依靠一批在「新軍」中由軍官們重新加以整訓、裝備和指揮的中國士兵，才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史迪威在緬甸潰敗時抱有的「新軍」美夢，在他準備返回重慶時在內心深處紮了根。到了重慶，他向蔣介石遞交照會，要求徹底改組蔣介石花費畢生心血建立起來的武裝部隊。

　　當時蔣介石管轄的軍隊大約有380萬人，由300個師組成，受12個軍區司令官的統轄。各師的忠誠和素質差別極大，以司令官個人的好惡和派系的傾向而定。蔣介石直接控制的大約只有30個師，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嫡系部隊」。蔣介石的大部分力量主要依靠他在相互競爭的勢力之間施展手腕，使其保持平衡。他力圖視忠誠的程度使用大量的經費和物資去操縱地區司令官。部隊的薪響由將領任意發放，他們編造假名冊，虛報人數，然後把餘額塞進自己的腰包。這是無本生利的大好買賣。

　　為了維持部隊滿員，軍官們橫徵暴斂，強征農民入伍，其殘酷程度，同英國19世紀徵兵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個美國記者曾作過如下的報道：「中國農民一遇到徵兵就像碰上水災或饑荒。饑荒、水災和乾旱，同徵兵相比，猶如水痘和瘟疫。這種毒害遍及整個中國農村。」

　　「部隊的士兵如果有人死了，」這位記者繼續寫道，「他的屍體就被扔在路邊。他的名字仍舊留在名冊上。只要他的死亡沒有上報，他就始終是一宗財源，並且由於他不再吃喝，他給人提供的錢財就更多一些。他的口糧和所關的薪餉就成了他的司令官口袋裡長期的紀念品，而他的家屬只好把他忘掉。」

　　但是，蔣介石所最關心的，不是改革這支雜牌軍，而是把它一直控制在自己手裡。如果有誰能夠給部隊分發金錢和武器，或者安排軍官的訓練，蔣就會失去控制，他那炙手可熱的正統地位也將隨之垮臺。同時，蔣介石的辦法是保證使那些經過挑選的「可靠師團」能夠得到獎賞和倚重。這樣，「總是一片忠誠的胡宗南就為他自己及其監視中國西北地區共產黨根據地的40萬大軍贏得了特殊的恩寵」；而與日本人對抗的部隊卻享受不到什麼特殊的照顧。

　　為了消除這種軍事上的惡劣狀況，史迪威打算精選30個師進行改編、訓練、重新裝備，置於新司令官的指揮之下。改組中國軍隊的建議主要是組建兩支新的集團軍。一支在印度建立，由從緬甸撤退下來的中國殘餘部隊組成，並招募新兵加以補充。與此同時，另一支規模較大的30個師的兵團將在中國雲南省西部調集。這兩個兵團在美國人的指導下由中國軍官自己指揮，它們在重新訓練和裝備後將調往緬甸，在英軍協助下重新開闢通往中國的陸上通道。

　　史迪威認為，這一「簡單的改組」將在中國造成一條活躍的軍事戰線，並為中國經由緬甸獲取更多的援助鋪平道路。但是，這一計劃剛一出籠就遭到蔣介石的憤怒拒絕。這位獨裁者轉彎抹角地威脅說，除非史迪威和美國重新估價現行的政策，否則他就要同日本單獨媾和。幾天之後，蔣介石向史迪威遞交了一份正式照會，向美國提出三點要求：第一，調遣美軍三個作戰師前往中國；第二，立即建立一支擁有500架作戰飛機的空軍，交給反共親蔣的陳納德指揮；第三，每月飛越喜馬拉雅山運送5000噸物資。蔣介石並電告當時在美國的宋子文，要他迫使華盛頓的官員盡可能召回史迪威。

　　在這一事件後，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鬧得很僵，直到1944年晚些時候兩人最後鬧翻為止。在史迪威的日記中和他的總部裡稱蔣介石為「小人」，稱宋美齡為「白雪」。這位美國將軍在日記中寫道：「必須設法掃除這幫壞透的傢伙，讓一些實實在在的人來領導一切」。他在給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的報告中說，除非陸軍部和總統全力支持他迫使中國進行軍事改組，否則蔣介石所要求的大量援助將被囤積起來，最終用來對付共產黨和國內的其他敵手。史迪威要求華盛頓必須瞭解中國的政治現實，以免上當。

　　除了史迪威不斷向陸軍部抱怨而外，唯一經常以批評的態度報道國民黨人消息的，是美國國務院的「駐外機關」派駐重慶美國使館的一批級別較低的官員和史迪威的參謀人員，他們撰寫了一些報告。使館參贊文森特，把國民黨人描繪為一群自私自利的小集團，「他們的唯一共同特徵和共同目標是希望維持國民黨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他寫道，中國還可能有救，但就看能否掃除現在的領導集團，代之以一個至今尚未發現的「自由主義革新派」。另一位在史迪威麾下兼職的駐華外交官謝偉思報告說，統一戰線「肯定已經成為陳跡了」。

　　他強調說明，美國的援助必須針對日本和法西斯主義而不是為了蔣介石打內戰。首先，美國決不應當拿起武器去直接或間接地對付目前華盛頓差不多還毫不瞭解的中國共產黨人。謝偉思勸告美國人到延安去發現誰是真正的革命派。另一位美國官員戴維斯說，僅僅由於美國在中國提供了援助和武器，這些東西便成了中國內部權力鬥爭的因素。既然史迪威領導著美國代表團，他自然成了這場鬥爭中捲入得最深的美國人。而且，史迪威為了抗擊日本想要改組中國軍隊的決心，同蔣介石的基本戰略背道而馳。「在蔣委員長看來，這些現實幾乎同共產黨或日本人一樣，是對他的嚴重威脅。」

　　文森特、謝偉思和戴維斯所寫的這些敏銳的、幾乎是一針見血的報告，對羅斯福的對華政策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相反，羅斯福卻願意遵循柯裡提出的方針，而這種政策顯然是以偏袒親蔣的陳納德和依靠「個人外交」為特徵的。羅斯福決定在1942年至1943年期間，和重慶互派高級人員進行互訪。大致按照中國禮尚往來的傳統，羅斯福將派遣威爾基前往中國，蔣介石將派他的夫人宋美齡作為他的特使晉見總統。

　　蔣夫人以她與威爾基對等的身份在美國從1942年11月逗留到1943年的5月。作為白宮的客人，這位特使利用一切機會去糾纏總統的助手、眾議員、參議員以及可能會影響外交政策的行政官員。在亂哄哄的國會聯席會議上和美國公民舉行的集會上，宋美齡為蔣介石和他的政府進行了廣泛的遊說。她宣稱，「中國不僅為它自身而且也為全人類而努力奮戰」。她吹捧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最受人民信賴的領袖」。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