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殘志堅-羅斯福(89)

八九

　　在卡薩布蘭卡的八天中，在羅斯福住的「達累斯沙達」別墅裡，有好幾家得到骨肉團聚的機會。除羅斯福的大兒子埃利奧特中校之外，還有小兒子小富蘭克林·D·羅斯福上尉，他在大西洋艦隊的一艘巡洋艦上服役；有英國特種勤務旅突擊隊的倫道夫·丘吉爾上尉，還有羅伯特·霍普金斯中士，他們是奉艾森豪威爾的命令從突尼斯前線特來會親的。美國報紙對此有所批評，說國外有許多不那麼幸運的士兵和水手並沒有得到特別的假期去會見自己的父親。但羅斯福並沒有過多地理會這種議論，仍廣泛地進行聯繫，對年輕的戰士們進行鼓勵和慰問。

　　1月30日，羅斯福回到華盛頓不久，斯大林格勒之戰就勝利結束了。2月2日，德國第六軍團殘存的9萬人，包括軍團總司令保羅斯元帥和23名將軍都當了俘虜。對德國侵略者來說，歷時18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會戰就這樣可悲地結束了。希特勒在頓河、伏爾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區的損失共達150萬人左右。現在，在許多殷切期望的人們看來，通往勝利之路已經是一條寬廣而平坦的康莊大道了。但在美國，對於「無條件投降」這句話的爭論卻開始了。許多美英宣傳專家認為，羅斯福這句話的提出，將迫使德、意、日三國不惜孤注一擲地拼死抵抗，因而無謂地使戰爭延長並多付出代價。這些評論家認為羅斯福總統公開說出這句話則是一個「彌天大錯」。

　　羅斯福則堅持認為，同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能搞妥協，不得讓另一個《十四點》提出的「例外條款」再產生出一個希特勒來。羅斯福要使這一始終不渝的宗旨深入美國人民和其他被侵略的各國人民。他還要使德國人深切地感到他們現在的領導人，既不能借助于武力的延續，也不能通過一種動聽的合理的新精神的詭計，來給他們贏得一個易於到手的和平。他要確保一旦戰爭勝利了，這一信念也將一直立於不敗之地。

　　羅斯福從北非回來，明顯地老了，對戰爭的過度操勞，嚴重地損害了他那病殘的身體。為了調換一下工作環境，從1942年夏天起，羅斯福大部分時間在華盛頓以北66英里的馬裡蘭群山中一所名叫「香格里拉」的別墅裡辦公。這是一所只有四間臥室的簡樸山莊，裡面有總統專用的浴室，還有一間客人用的浴室。另外，有秘書人員、電話總機、特工人員的篷屋，周圍是陸戰隊的營地。

　　這裡空氣新鮮，環境幽雅。閒時，羅斯福就坐在裝有紗窗的小走廊裡，觀賞卡托克廷山谷的美景。工作累了，他喜歡玩賞自己的集郵，打打單人紙牌，在自己圖書堂送來的書籍上簽上名字，或是簽上自己姓名的第一個字母f·D·r。照他說，他起初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人們總是借了白宮的書而不歸還。他的一位朋友打趣地問他：「總統先生，你認為人家對經過你親筆簽過名的書可能會收斂些嗎？」但是總統總相信這是一種有效的預防措施。那一年8月，他把一本書送給他的顧問舍伍德，這是人家送給他的一本老舊的《詩篇》。他通讀了這本書，還在某些段落上打了記號。羅斯福作記號的一個地方，其中有第三十幾首詩篇的最後一節詩：

　　「求你寬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

　　在「香格里拉」別墅裡，羅斯福在起居室或走廊裡批閱送來的文件，草擬和發出給馬歇爾的函件以及給丘吉爾、斯大林或蔣介石的海底電報。總統同他的統帥部密謀籌劃，指揮著太平洋、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戰爭。他雖然非常勞累辛苦，但不時地收到來自各條戰線的勝利消息，他的心情就無比歡快。羅斯福經常對他周圍的人說：「我們進行戰爭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贏得勝利，而更重要的是贏得真正的和平。」

　　正是：總統決勝多奇策，將土爭先立戰功。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章　史迪威將軍在中國

　　身兼六職難指揮，美蔣各自有算計；
　　將軍陳詞為抗戰，一片熱心付流水。

　　日本突然襲擊珍珠港，一下子改變了整個太平洋的戰略格局，促成了中美關係的「新蜜月」；羅斯福總統想靠蔣介石政府頂住日軍在中國戰場的進攻，並為日後的反攻提供重要的基地。從此美援源源不斷地運到重慶，但為時不久，這個幻想就破滅了。史迪威將軍成了這一悲劇中的犧牲品。

　　珍珠港事件後，德國參加了對美戰爭，日軍開始擊潰分散在太平洋各島嶼的美、英、荷軍隊。這一打擊雖然最後證明是使美國舉國上下團結一致的轉折點，卻使無數的美國人感到震驚和喪失信心。戰爭爆發不久，《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滿懷希望地說，儘管美國最初遭受了損失，但它決不是孤立的：「我們有像中國那樣忠誠的盟友，它有著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中國依靠其吃苦耐勞、足智多謀的人民，將十倍地報償我們以前給它的援助。有了這些盟友，我們就會找到太平洋戰略的鑰匙……」

　　但是，重慶蔣介石政府的看法卻和《紐約時報》不一樣，大多數官員對日美開戰歡欣鼓舞，如釋重負。著名女作家韓素音在《沒有飛鳥的夏天》一書中寫道：「蔣介石抑制不住心頭的喜悅，口裡哼起了一段京戲的唱腔，並且整天向聖母作祈禱。國民黨政府官員紛紛互相祝賀，仿佛已經獲得一次偉大的勝利。在他們看來，美國對日作戰，這是他們盼望已久的偉大勝利。美國終於同日本打起來了，現在中國的戰略地位將越來越重要了。美國的鈔票和裝備將源源不斷地流入；五億美元、十億美元……現在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資將大為增加。如今美國將不得不支持蔣介石了，而這意味著美鈔跑進官吏的腰包，跑進軍隊司令官的腰包，意味著槍炮送到胡宗南手裡，以便將來攻打延安。」

　　對於珍珠港事件，《紐約時報》社論撰稿人的估計和國民黨人的實際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有助於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關係的悲劇。同盟雖已結成，但進行的是兩種不同的戰爭。美國決策人員希望利用中國的人力作為一股抗擊日本的巨大力量，而國民黨政權卻想利用它同美國的結盟撈取金錢、武器，以及幫助他們贏得國內最高權力的影響力。美國人認為，他們能夠把援助當作一種手段，「鼓勵中國領導人進行必要的改革」；而蔣介石等人卻相信，有了外援就能為我所用，根本不必進行什麼改革。這些矛盾給虛構的「太平洋戰略的鑰匙」投下了第一個漫長的陰影。

　　甚至在日本席捲美國在太平洋的分散的前哨基地時，在中國的美國軍事和外交官員就力求提醒羅斯福政府，不要過分看重同中國的盟友關係。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約翰·馬格魯德將軍曾預言，國民黨人會同日本締結事實上的停戰協定，而讓美國人繼續進行戰爭。國民黨想要撈取大量美援，「主要是打算在戰後採取軍事行動」。期待國民黨人發動攻勢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反倒助長了他們的「爾虞我詐」傾向。馬格魯德解釋說，蔣介石把他的士兵和裝備看作固定資產，必須保存下來，用以支援對其……同胞的戰鬥，去謀求經濟和政治的最高權力。」

　　海軍武官麥克休在寫給海軍部和白宮的報告中，建議對中國現有的軍事價值不要再作樂觀的估計。儘管如此，麥克休由於一貫主張給予國民黨以政治上的支持，提醒華盛頓不要吝惜對中國的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如果這樣做，那就要冒促使蔣介石「排外」或與日本妥協的風險。這位武官說，美國的策略必須遷就落的要求，同時給「委員長的寵兒陳納德」提供一支空軍去打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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