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34)_學達書庫

三四

　　岡村寧次這次與殷同秘密會談，起初居然對頂頭上司武藤連個招呼也不打，可見其專權跋扈和武藤之所以對他反感的原因。後來，「可能是軍司令官知道了這一情況，故而委任我為全權代表。本來，協定全文已經決定，任務只是迫使對方同意，因此可以說委任誰為全權代表都是一樣」。

　　其實，這是武藤順手推舟讓這個軍部的大紅人再去出次風頭。

　　中方談判代表是熊斌。此人是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早年人廣西陸軍幹部學校、奉天講武堂，武昌起義時投身革命；1924年起在馮玉祥部工作，1925年任過北京政府的陸軍部次長，1931年改任國民政府文官處參事、國民政府參軍，1932年後任參謀本部廳長。日方以岡村寧次為正式代表，又命喜多誠一大佐、遠藤三郎少佐、藤本鐵熊少性等參謀和林出賢次郎書記宮隨行。另外，日本駐北平武官永津住比重和日第6、第8師團各選派的1名參謀，也作為代表團的非正式成員參加談判。

　　5月29日，岡村率代表團由大連乘日海軍驅逐艦「朝顏」號，在風平浪靜的渤海上以24節的速度駛向塘沽。因山海關及沿京奉鐵路一線，早已成為中日雙方軍隊爭戰或對峙的地區，陸路交通基本阻斷，所以，選擇塘沽為談判地點也便於日方代表走海路前來。

　　5月30日，「朝顏」號驅逐艦抵達塘沽港。岡村一夥人換上一艘小艇，沿海河往塘沽鎮駛來，他「目睹海河河口及兩岸塹壕上，中國兵守備之狀態，不禁要屬下做好戰鬥準備」。自詡「中國通」的岡村寧次，雖然知道中國有「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古訓，但帶著這10多個人闖入同仇敵愾的對方營陣中，還是令他戰戰兢兢，不得不小心謹慎為妙。

　　當天下午2時，以熊斌為首的中國代表團乘火車經由天津駛抵塘沽。岡村先派永津佐比重前去接洽。下午4時，中日所有談判代表集中開了一次會，雙方寒暄之後，互認委任狀，熊斌和岡村寧次又分別介紹了各自的隨員，並約定次日上午9時正式開會。

　　在塘沽逗留期間，岡村二行被安排宿于火車站的站長室，由日本衛兵和中國警察共同負責警衛。塘沽鎮上戒備森嚴，唯恐中國民眾和下級官兵襲擊這夥所謂「和談」代表。

　　5月31日上午，雙方按約定進入實質性的談判。但嚴格說來，這並非真正的談判，而不過是日方將自己的條件強加於中國的一個儀式。會議一開始，岡村便拿出了事先印好的停戰協定草案，說了一下大體內容，要求中方在1個半小時內作出是否同意的答覆。他還蠻橫地宣稱，對草案中方一字也不許更改。熊斌事前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指示。此次停戰談判應只限於軍事，不涉及政治，不可有放棄長城以北領土之類的文字。熊斌披閱日方草案內容，發現字面上沒有這類文字，但還是希望能發表一項聲明，表明東北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或一個地區的立場。對此，岡村甯次自然不會同意，熊斌也只好不再堅持，在日方限定的上午11時前原封不動地接受了日本的草案，在上面簽了字。這就是中日關係史上著名的《塘沽停戰協定》，其主要條文如下：

　　1．中國軍立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甯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之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亦不得有挑釁擾亂之行為。

　　2．日軍為證實第1項之實行情況，得隨時以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視，中方對此應予保護，並提供各種便利。

　　3．日軍在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1項規定時，不再超過上述中國軍之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主動回到大致長城一線。

　　4．長城線以南及第1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以中國警察機關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團體。

　　5．本協定簽字後即生效。作為以上證據雙方代表于此簽上名蓋章。

　　在這個協定簽字後，岡村甯次和熊斌經討論，又簽訂一項覺書，內容是：萬一撤兵地域之治安發生擾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鎮壓，應由雙方協議之後再作處置。此外，日方還提出希望條件四項，迫使熊斌口頭允諾，其中一項是：「中日紛爭禍根之排日，望即徹底取締。」

　　《塘沽停戰協定》形式上是中日兩國特定地區的軍事領導人所委派的代表簽訂的，但其實際效力與兩國政府間的協定並無差別。這個協定有兩方面的嚴重含義：第一，它確認長城一線為日軍佔領線，等於認可了日本對東三省及熱河省的非法侵佔；第一二，由於長城線和中國撤軍線之間定為中國非武裝區，使冀東至北平20余縣成為一個特殊地區，日本侵略華北的通路被打開，正如戰後日本戰史專家自己所供述的那樣：「日軍越過長城線在關內河北地區設置了有力據點一事，意味著作為將來繼續進入華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國事變的路程。」岡村寧次就是在這關鍵的一步上，為後來「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埋下了楔子，儘管他戰後竭力表白這不是他的初衷。

　　塘沽停戰協定，僅經過數小時的所謂「談判」就高速度簽了字，除何應欽在日本軍事勝利面前急於想停戰和岡村在談判桌上的欺詐威逼外，岡村寧次後來還談到了一個原因：「由於永津佐比重駐北平武官，趁平素交往密切的中國委員探詢日方意圖時，故意透露好像關東軍要求的條件非常苛刻（這是採取的一種謀略手段）。但是，及至談判條件內容時，出乎中國方面委員意料，條件並不過分苛刻。加之，作為我方隨員也參加了會議的永田武官又從中說服，也有關係。由於這一功績，永田武官後來被委任為關東軍參謀，受到特殊功勳的恩賞。」岡村和盤托出了他這個談判高手，與部下裡應外和共同施展欺騙、訛詐的嘴臉。

　　與熊斌簽完字後，岡村著實松了一口氣，這可從他轉天的日記中看出：「夜獨居客舍。此次簽字，深感已使聖上安心。」7月27日，武藤信義元帥暴病死于任上，岡村於8月初送靈柩回東京。7日，武藤葬禮一結束，本莊侍從武官傳天皇聖諭要召見岡村，「我作為一名少將，被再次吩咐即時上奏是少有的」。8日下午，岡村去葉山御用邸參見天皇，並用了約15分鐘把塘沽停戰協定的擬制和簽訂情況詳細上奏，「陛下非常滿意」。後來，裕仁天皇還親自率侍從，攜帶協定文本到靖國神社向陣亡將士的亡靈「報捷」。因為這個協定標誌著從「九一八」開始的日本對中國的軍事進攻暫告一段落，是它這段侵略成果的總結。

　　達成停戰協定，也使偽滿政權感到高興。岡村稱：「當6月5日我回到長春時，意外地受到了滿洲國高級官員及很多滿洲國人的迎接。6月12日夜，滿洲國國務院設宴招待我全體停戰交涉委員時，除國務院高級官員、各部總長全體參議等，幾乎滿洲國的全體高級官員數十人都出席了宴會，使我十分驚訝。」因為在日本人炮製和扶植下的「滿洲國」雖然「立國」，但許多官員的內心深處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的心理就是雖然熱心討伐匪寇，但不希望中國人和中國人進行戰爭。因此由於停戰，人們特別高興。這是後來我才知道的」。

　　岡村寧次視塘沽協定為他一生事業的「傑作」。由於這個協定是經他本人擬制和簽訂的一時其內容的誇讚「雖有自私之嫌、然而我卻認為這是從滿洲事變到太平洋戰爭，我同長期作戰的最重要的境界點」。日本戰敗後，1945年12月5日一美國《時代》雜誌記者馬裘裡·薩班斯小姐採訪岡村時問道：「如果日本在進入滿洲或在塘沽階定後即行停止豈不更好？」這時作為待審的侵華日軍總司令似乎也有所察悟，對這位「其軍事素養之豐富，觀察之敏銳一遠遠淩駕日本記者之上的美麗小姐的卓越見解，不勝驚歎」。岡村回答說，塘沽協定簽訂後，「如果能就此中止我國對外的積極政策，那就好了，不論當時或後來，我都認為應在此停止」。

　　岡村的回答一半是撒謊——一個是戰爭賭徒事後諸葛亮式的後悔。因為對日本的國家利益來說，得到了這份塘沽協定。實際上就已經意味著當時的中國政府默認了它侵佔長城線以北的事實，對華北事務它也可以插上一手。無奈，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胃口太大，竟進一步要發動對華侵略的全面戰爭，結果在中國及反法西斯國際聯盟的共同打擊下戰敗投降，使日本反而失去了原來通過戰爭得到的臺灣、朝鮮半島等大片土地；它好不容易在中國東北拼湊起來的「滿洲國」也垮臺了。軍國主義的所謂日本「國家利益」。真可謂是雞飛蛋打，連到手的東西都沒有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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