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狂人-東條英機(69)

六九

　　在工礦業方面，開始日寇通過「軍管」和「委託經營」（即由被委任的「會社」經營）兩種方式，幾乎奪取了淪陷區的全部工礦企業。但是，敵人這種「管理」，「經營」的辦法很快就失敗了。由於機器廠房遭到破壞，工人離散，人民不滿，加之敵人資本的缺乏，結果使大部分生產和商運陷於停頓狀態。因此，敵人也感到這是一種殺雞取卵的政策，而不得不有所改變。

　　隨著敵人「以戰養戰」政策的提出，日寇對淪陷區工礦企業的掠奪，改用了所謂「中日合作」的方式。根據日本政府關於「中日合作」政策的規定，「華北開發會社」所屬各企業，中國投資45％，日本投資55％。敵人企圖以此誘使中國資本家與之「合作」，並誘使國民黨投降。但是，這種所謂「中日合作」，實際上不但所有企業的經營權全部歸敵人掌握，而且絕大部分利潤也歸敵人所有，中國資本家得到的只是一些日寇的殘羹剩飯而已。

　　日本帝國主義還在中國淪陷區大力推行奴化教育，配合其軍事政治攻勢，宣揚「中日親善」，「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完成大東亞聖戰」等反動謬論。與此同時，敵偽還把一切封建落後的會道門都利用起來，宣揚迷信，欺騙群眾；大量散佈黃色毒素，在敵偽的報刊、小說、電影、戲劇裡，充滿色情，恐怖等荒誕離奇的情節，海淫海盜，企圖以此來腐蝕淪陷區人民，磨滅他們的反抗意志。

　　在日寇的雙役下，淪陷區人民過著暗無天日的奴隸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的一切自由都被剝奪殆盡；在經濟生活上，淪陷區人民更是痛苦不堪，每日都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扎，由於日寇對農村生產的破壞和對糧食的掠奪，淪陷區的糧食奇缺，糧價飛漲，以北平為例，1939年1月份，一斤玉米麵八九分錢；到1943年1月，就漲到一元七八角；1944年的端午節，更漲到五元多。日寇為掠奪更多的糧食，於1942年先後在某些大城市實行了糧禽「配給」制度。配給數目極少，遠遠不夠食用，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僅能吃豆餅，麩子。豆腐渣等牲口飼料。日寇在北平，最初還配給些糧食，到1943年，配給人民的就只有由豆餅、樹皮、草根等54種東西製成的所謂「混合面」。

　　就是這種「混合面」，配給的也很少。因而饑餓現象是普遍的，死亡現象也是經常的。僅據敵偽報紙透露的不完全的材料，在北平1943年內，每天因饑餓死亡的人數平均達300人之多。

　　農民的生活更為痛苦。由於敵人的毀壞和掠奪，農民的生產收穫本已大力減少，再加上各種苛捐雜稅，更將農民所得剝奪殆盡，此外，淪陷區的農民還須負擔沉重的苦役。敵人為了修築公路、鐵路、炮樓、碉堡、戰壕、封鎖溝牆及運輸軍用品等，常年累月地徵發大量勞動力。河北、山西等地，許多農村的壯丁往往每月要服無代價的勞役在半個月甚至20天以上。在臨近礦區的村莊，許多壯丁還被強迫派到礦坑中去做苦工。井陘青石嶺等12個村莊，經常出伕1000餘名，輪班到礦坑挖煤，每班要服役兩個月至三四個月不等。在上述情況下，不僅農村生產受到極大破壞，廣大農民的健康和生命也都受到無情的摧殘。農民因而餓死、累死及被屠殺者，不計其數。

　　但是，中國人民是英勇不屈的，淪陷區人民的心永遠向著祖國，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和敵人開展了各種形式的鬥爭。除城市經常舉行罷工、罷課和破壞敵人的重要設施外，淪陷區農村裡的鬥爭也到處開展著。1942年3月，河北省內丘縣的農民，不堪敵偽壓迫而舉行武裝起義，殺死敵偽特務人員數名；6月，唐縣農民千余人到偽縣府門前示威，高呼「不給敵人當奴隸」的口號。同年11月，山西洪洞、趙城、和順、遼縣四縣農民，力反對「配給制度」而舉行起義，4個偽縣長及敵軍60余名被農民殺死。1943年2月，山西陽泉17萬農民沖入城裡索糧，包圍了敵軍司令部3天，迫使敵人不得不退回一部分掠奪的糧食；春節前夕，山東博山2000余饑民，以大刀、長矛攻人敵人據點，附近礦工起而支援，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戰鬥；3月，青島近郊饑民沖進敵人倉庫，把敵人劫走的600多包大米運走；4月，泰安饑民截獲了敵人一汽車麵粉和200包大米；11月，江蘇如皋縣農民為反對偽常備團征糧而舉行了5000餘人的大示威，並取得了勝利。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淪陷區人民不甘屈服於日寇淫威之下，他們採取各種方式進行英勇頑強的反抗。這些反抗雖然只是此起彼伏地發展著，但它對打擊和動搖敵偽的統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和1942兩年，是敵後解放區軍民抗戰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根據東條英機的指令，日寇以華北為重點，大舉向中國解放區進犯.實行空前殘酷的大「掃蕩」。早在1939和1940年，日寇即以主要兵力對付敵後抗日軍民，不斷對敵後解放區進行「掃蕩」。但是，那時敵人在大城市和交通線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統治機構，漢奸組織還不健全，偽軍人數也不多，因此在那兩年中敵人在對解放區進行「掃蕩」後，絕大部分撤回點線，不能控制更多的地區，而且掃蕩的間隔也比較長，到1941年，情況就不同了，敵佔區的偽政權和漢奸組織較普遍地建立起來，偽軍也增加了；敵人為了準備和支持太平洋戰爭，要把華北變成其「兵站基地」，因此他們集中了64％的侵華日軍於解放區戰場。

　　東條為了摧毀解放區，強令推行所謂「囚寵政策」。敵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在1942年10月間誇耀說：「華北碉堡已新築成7700餘個；封鎖溝壕11860公里之長，實為起自山海關經張家口至寧夏的萬里長城的6倍，地球外圍的1/4。」以冀南區為例，1939年該區有敵據點50餘處，1942年增至800多處，最高時達1100多處，全區平均每14個村莊就有一個敵人的據點，最嚴重的是甯南縣，該縣平均每3個村即有一個敵人碉堡。敵人在冀南修復和新築的公路，1940年底計長2000公里，1941年春增至2500多公里。1942年又增至4500餘公里。與此同時，敵人在冀南所建的封鎖溝牆也增加到1600多公里。

　　日本法西斯強盜，在掃蕩中使用了各種毒辣的伎倆和戰術。他們一面實行所謂「囚籠政策」，一面在掃蕩時實行野蠻的「三光」政策，這時，敵人的屠殺比以前更有組織、更有計劃，因而也更加殘酷和無人性了。據一個被俘日兵的供述，1940年秋冬之際，日本軍事指揮機關曾向其參加山西作戰的軍隊下達過這樣的命令：「這次作戰目的，乃在於求得完全殲滅八路軍及其根據地內的人民。因此，凡是敵人區域內的人，不間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根秣，其不能運走的也一律燒毀；鍋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填平或放人毒藥……」

　　就這樣，敵人對解放區的大掃蕩，不僅次數增多，而且規模也加大。僅據1941—1942兩年的統計，日寇對華北解放區的「掃蕩」，1000人以上的達174次，較前兩年增加2/3；使用兵力達83萬多人，較前兩年增加1倍；掃蕩的時間也延長了，而且較前更加野蠻兇狠。比如，日寇在華北冀中的一次大掃蕩中，竟殘殺、傷害群眾10萬多人，僅在定縣北町一地，敵人就用毒氣殺死我軍民上千人，弄得「無村不帶孝，處處聞哭聲」，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當日本帝國主義對解放區進行瘋狂掃蕩的時候，國民黨不但不對解放區軍民進行協助、支援，反而一方面暗地裡指使其10萬軍隊打著「曲線救國」的旗號投降日寇，進攻解放區；另一方面則公開派遣兒十萬大軍，對解放區進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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