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韌不拔-戴高樂(84)

八四

　　「只想到這種情景，就可以明白用新的民主制度來抵銷我們的那種無窮的政治狂熱影響是多麼重要。而且，對我們說來這也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戴高樂說，「因為在當前的世界和時代，我們國家和法蘭西聯邦的地位、獨立直到生存，都完全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當然，民主的實質就是表達各方面的意見，盡力通過選舉按照選民的意見確定國家的行動和立法方向。但是，一切原則和一切經驗都要求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明確分立和彼此十分均衡，並建立一個處理偶然政治事件的全國決策機關，以便在發生混亂的時候保持政權穩定。」

　　戴高樂進一步闡述了他對政權建設的意見。他說，選舉出來的議會當然有權通過法律和預算。但它考慮問題是有限的。因此必須有第二個議會。它是根據各種不同的原則選舉出來的，它代表各地、各行各業和各個家庭的利益以及法國的海外領地。第二個議會應該有修正權，並與海外領地選出來的地方議會組成法蘭西聯邦大議會。戴高樂接著說，行政權顯然不能由議會產生，否則，就會把政府降低到一個「代表團組成的大雜燴」。不錯，臨時政府曾經是這樣，但這種作法之所以正確是因為處在非常時期和權力機構陷於真空狀態。國家元首應超越於政黨之上，應由一個不僅包括議會成員而且有更廣泛人士組成的選舉團選舉產生。他應該是法蘭西聯邦的總統，又是共和國的總統，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須有責任挑選總理和各部部長，並負責主持內閣會議，裁決爭端以及把最難處理的問題提交法國選民。一旦國家處於危急關頭，國家元首應該成為民族獨立和履行法國所簽條約的保證者。

　　戴高樂的貝葉講話，對執政的人民共和黨領袖喬治？皮杜爾產生了較大的震動。人民共和黨在抗戰運動中誕生，許多人認為它是戴高樂一手建立起來的。但在戴高樂執政期間，皮杜爾感到受壓，戴高樂的下野使他如釋重負。還有一層，人民共和黨反對憲法，很快就得到政治上的利益。儘管皮杜爾那時已經掌權並享有公眾的支持，但他充分意識到自己成功為時已晚，以及對將軍完全置之不理的危險。顯然他對將軍仍有幾分畏懼。但他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貝葉演說沒有作出恭順的反應。過了幾天，他派了兩位同僚，到科龍貝去說明提出新憲法草案的理由。他們受到冷淡的接待。戴高樂說：「你們的憲法同5月5日的草案就像是一對雙生姐妹。」

　　與此同時，憤怒的戴高樂分子到科龍貝去朝見戴高樂。他們無疑是在將軍的贊同下，針對「背信棄義」的人民共和黨發動一場猛烈的攻擊。戴派左翼分子勒內？加比唐為了捍衛貝葉演說精神，建立了一個戴高樂主義聯盟，聯盟建立初期，出現過一股富於浪漫色彩的激流。特別是馬爾羅，他的演說雖然閃閃爍爍，但很有鼓動力，它為這一股激流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在演說時用了許多法國光榮歷史上的引喻，聽眾對於這些猶如春風貫耳，弄不懂他究竟要說什麼，但他的熱情卻很有感染力。戴高樂本人也經常不厭其煩地闡述問題，則完全與他的聽眾們的當前利益無關，或超出他們的理解範圍之外。由於聯盟組織鬆散，又缺乏明確的具體綱領，因此在人民群眾中並沒有產生特別重要的影響。

　　在這以後，戴高樂將軍對自己發起的這個運動逐漸失去興趣。聯盟不但沒有達到推翻第四共和國的這一主要目的，而且，在他看來，它在議會裡的那一幫人經不起他最為鄙視的政治遊戲的引誘，已腐化墮落下去了。

　　1952年3月，在蘇斯戴爾組閣失敗後不久，27名法蘭西人民聯盟的代表投票選舉保守黨的安托萬？比內為內閣總理，跟這個制度妥協了。整個3月，戴高樂都呆在非洲，好像是為了表示自己對這件事情漠不關心。5月6日，即市選結果公佈後的第三天，他回到巴黎，正式與聯盟脫離關係。他宣佈，聯盟的代表從此可以各行其是，但不得借用運動的名義。然而，他並沒有解散聯盟，而只是號召盟員們在全國各地重新組織自己。他按照自己的個性從事，事先根本不考慮與聯盟領導人商量，就發表了這項使他們的共同奮鬥到此告終的聲明。

　　戴高樂脫離聯盟之後，他的大部分時間已經不是用在政治上，而是用在寫作上。他已開始寫戰爭回憶錄了。就戴高樂而言，他那偉大的抱負，儘管受到挫折，他對歷史的專注以及對文學的愛好都意味著這部回憶錄不愧為一部「傑作」。因此，《戰爭回憶錄》不僅是一部三卷的往事彙編，而且是戴高樂為自己樹起的紀念碑。

　　戴高樂雖然早年寫過幾部作品，但如今他寫起長篇巨著來仍很費力。他既不像丘吉爾那樣口授，也不像專業作家們使用打字機。他拿自來水筆用黑墨水一筆一畫地往下寫。他獨自在拉布瓦瑟裡的閣樓裡精心撰寫。修改後，再由他的女兒伊麗莎白做打字工作，她能非常熟練地辨認她父親那難以看懂的字跡。在寫作之餘，戴高樂如饑似渴地閱讀。他讀了許多政治、軍事、歷史書籍，也讀了許多世界文學名著。

　　從開始寫作戰爭回憶錄時，戴高樂和他夫人伊馮娜就商定將回憶錄得到的大部分版稅，用作他們為殘疾兒童所設置的慈善信託基金與其他選定的慈善事業的費用。這筆信託基金是以戴高樂那個智力發展不全的女兒的名字安娜命名的，稱為「安娜？戴高樂基金」。可是，兩年後，安娜在她20歲生日前不久患肺炎死了。戴高樂在她的墓前落淚和默哀了一陣後，握著妻子的手說：「唉，現在她跟別人一樣了。」

　　殘疾兒童保育院的建立，幾乎耗盡戴高樂夫婦所有的積蓄。1951年，「安娜基金」陷入了嚴重的困境之中。看來，戴高樂不得不將拉布瓦瑟裡的宅邪抵押出去。可是這時他的朋友蓬皮杜已是羅特希爾特銀行的總經理，他為戴高樂弄到了一筆貸款，幫助他擺脫了困境。

　　戴高樂的著作引起了法國出版界的重視。幾家出版商都以出版戴高樂的回憶錄為光榮。戴高樂選中了出版過福煦、霞飛、普安加雷、克萊蒙梭、勞合？喬治和丘吉爾著作的有名的普隆出版社。戴高樂切望分享這種聲譽。

　　1953年秋，蓬皮杜代表戴高樂和出版商進行談判。這時第一卷接近完稿。伊馮娜·戴高樂勸告丈夫趁他在世時出版全部著作，而不要像他最初所設想的那樣，等他死後出書。第二年4月，與出版商達成協議，並簽訂了出版合同。為了保證書的質量，戴高樂和以往一樣細心地親自改正校樣，井認真考慮出版者所提出的、或者第一卷出版後讀者所提出的供他注意的每一個事實性問題。1954年10月5日，出版社發行了第一卷《召喚》。第二卷《團結》於1956年5月29日出版。第三卷《拯救》到1959年9月25日才出版，這時戴高樂已經重新執政。《戰爭回憶錄》立即成了暢銷書。到1963年12月為止，不算外文版在內，每一卷都印行了插圖書3萬冊。第一卷普通本印了228000冊，平裝本273000冊；第二卷各印了225000冊；第三卷分別印了186000冊和225000冊。回憶錄的大量暢銷使戴高樂獲得了大筆版稅，他不僅將這些錢慷慨地用在安娜基金委員會，而且用在法國紅十字會和其他各種慈善事業以及科龍貝教堂、教區方面。

　　戴高樂儘管從寫作中獲得慰藉，但是退隱生活使他的憂鬱之情有增無已。政府的歷次危機都證實了他對這個制度的抨擊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這個制度終於緩過氣來，又不斷地使他感到意外和失望。1956年6月30日，他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佈今後他不再干預公眾事務。到1957年底，夏爾·戴高樂事實上已成了一個被人忘卻的人。人們把他作為一個傳奇人物記在心裡，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再沒有人認真地把他看作可能拯救法國的人了。可是，這時離他轟動一時的重新執政只有幾個月了。他上臺時的形勢也大致如他曾預見過的那樣，只是命運註定要過12年時間才實現他的期望。

　　到1957年為止的這五年，對戴高樂來說，是痛苦的而又無能為力的五年；對法國來說，是多事的並不光彩的五年；對世界來說，是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的五年。局勢的發展，又把戴高樂推上政治舞臺。欲知詳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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