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韌不拔-戴高樂(80)

八〇

　　代表們聲稱，他們是代表抗戰運動的，因此，在合法政權產生前，他們有資格表達人民的意志。戴高樂聽後耐心他說：「你們受抗戰運動各組織和黨派的委託，當然有權發表你們的意見。正是這個緣故，我才設立了諮詢議會並指定你們為它的成員。你們向政府提問題，政府向你們作解釋，你們並向政府提出建議，你們是通過這些活動來參與政府工作的。但是，我不同意超過這個範圍。另外，請你們考慮，法國抗戰運動大於各團體，而法國又大於抗戰運動。所以我是以整個法國的名義來履行我的使命的，而不是以一個派別的名義，不論這個派別多麼重要。在下屆大選之前，我要對國家的命運負責，我也只對國家負責。」

　　1945年春，政府面臨的最迫切任務之一，是制定國家預算。據認為，徵稅不可能多於1750億法郎，而這個數目僅相當於軍費開支一項，其他公共開支還需要2150億法郎。在財政問題上，出現了兩種各有其代表人物的、互相對立的理論。經濟部長皮埃爾？孟戴斯一弗朗斯提出的理論主張緊縮，而以財政部長勒內？普利文為代表的另一種理論卻主張膨脹。通貨膨脹是爭論的中心問題。孟戴斯一弗朗斯要收回所有的鈔票，換成票面價值僅合舊幣1/4的新鈔，其餘3/4的價值仍歸持票人所有，但由此增加的這部分除少量需用外，作為存款，予以凍結。這樣就會急速地降低購買力，並打擊黑市活動。與此同時，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凍結在相當低的水平上，使比較窮苦的消費者能夠維持生活。

　　財政部長普利文卻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當務之急是恢復生產，但苛刻的緊縮措施，取消一切刺激，就不可能恢復生產；人民對國家的信心和對貨幣的信任就會毀於一旦。復興的途徑在於刺激經濟，在於實行膨脹政策。如果因此出現貨幣流通量太大，過多的貨幣可以用流動債券使其回籠。發行流動債券會鼓勵儲蓄，並使每個納稅人感到，他掙得的錢仍然分文不少。與此同時，必須沒收黑市商人的詐騙的利潤，但對合法企業則應予以保護。

　　經過權衡利弊，戴高樂認為普利文在平衡財政的做法上，要比孟戴斯一弗朗斯更勝一籌，因而接受了普利文的建議。不久，隨著法國戰俘從德國歸來，普利文的才能和政府的決心受到了嚴峻的考驗。為了解決250萬戰俘的吃、穿、安置問題，戴高樂授權普利文實行他的恢復（清理）計劃。雖然這個計劃遠不及孟戴斯一弗朗斯所設想的措施那麼傷筋動骨，但也夠劇烈的了。自1945年6月4日至15日，這個行動全面展開了。所有鈔票和短期債券都要交出，以一對一的兌換率換成新票。這樣做有雙重目的：完成對全國財富的全民清查工作，即徹底搞清土地、財產、公債券、股票和證券的情況；同時把非法財產沖刷出來。那些交出錢的人就得要納稅，而有些人可能由於害怕被控告而未交出的錢就會一文不值。這也適用於被德國人轉移出去的法國貨幣。但對存款卻不予凍結。兩個月之內，流通的貨幣量就從5800億法郎下降到4440億法郎。對穩定經濟、恢復發展生產起到有利的作用。

　　但是，隨著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實施和發展，各個派別之間的矛盾、衝突也日益尖銳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章　被迫辭職

　　黨派林立矛盾多，社會改革起風波；
　　爾虞我詐比比是，憤懣辭職無奈何。

　　戴高樂哭笑不得地注意到：普利文平衡經濟的計劃在諮詢議會遭到左、右翼的抨擊，左翼指責它對投機商打擊不力；右翼認為它妨礙了商業的活動。但最後還是以大多數贊成通過了這項計劃。這是戴高樂政府在臨時國會中最後一次獲勝。

　　在國家困難時期，戴高樂在生活上總是嚴格要求自己。他拒絕遷入愛麗舍宮。出於同樣理由，他也沒有享用過在朗布依埃的總統別墅，卻在布倫樹林附近自費租賃了一所私人住宅。他和他的妻子、兩個女兒住在那裡。他的兒子不在家，到前線作戰去了。晚上他們常常招待客人。客人走後，戴高樂便回到書房，全神貫注地批閱文件，起草講稿，考慮、處理經濟變革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戴高樂在塞納河左岸聖多明尼克路古老的布裡安大廈辦公。他在那裡舉行招待會，有時主持部長會議。在內閣會議上，戴高樂總是傾聽每個人要講的話。大多數情況下意見趨於一致。當意見出現分歧時，他就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也就成為內閣的意見。無論是在議會上、廣播裡，還是在公眾集會和記者招待會上，戴高樂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說，這些演說成為他繁忙的政治家生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戴高樂很少受眼前氣氛或情緒的驅使而作即席發言。他習慣於對自己的講稿進行反復推敲，直至背下來，以便在講演時給聽眾留下自然和流暢的印象。

　　隨著1945年的逐漸消逝，戴高樂越來越深信恢復「多黨制」對法國將是一場災難。在那一年中，他審慎地考慮過無限期延長業經同意而由他建立起來的臨時政府的做法，但最後還是打消了這個想法。戴高樂認為，他可以不放棄權力，但是他也知道，這樣做必將引起騷亂，甚至可能發展為暴力行動。戴高樂之所以被人們擁護，不僅因為他的為人和他的貢獻，而且因為他不斷地向人們保證，他會儘快地讓人民通過選舉，自由地表達對於他的政績的意見，因為戴高樂置身於一黨一派的利益之上，並打算繼續這樣做，所以，他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小集團作為後盾。過去，抗戰運動曾團結一致作他的後盾，但現在已分裂為追求各自特殊利益的派別了。軍隊是會支持他繼續執政的，但其結果必然是軍事獨裁。而在目前，國家處於和平時期，沒有外來威脅，戴高樂也無意仿效拿破崙，因此實行軍事獨裁是不適宜的。

　　戴高樂認為，在目前多黨存在的情況下，唯一的出路是實行總統制，這就是領袖由人民直接選出，並淩駕於各黨派之上，再由領袖選擇一個不屬議會、因而不受派別制約的、為整個民族和社會服務的行政機構。戴高樂清楚，各黨派將會為維護他們賴以生存的權力和政治目標而竭盡全力進行鬥爭。最後，只得由人民自己在全民表決中作出決定。如果人民贊成戴高樂的觀點，各黨派將只好勉為其難跟他共事。如果人民不同意，他就下臺了事。

　　在德國投降以後，在人民歡慶勝利的短暫時間裡，戴高樂曾自信能解決這個問題。

　　1945年5月15日，他在諮詢議會上的講話博得全場一致的掌聲；人們並當場唱起了雄壯的《馬賽曲》。之後，當第三共和國的前領導人一個個從納粹拘留下獲釋歸來謁見戴高樂時，他們又向戴高樂保證對他忠誠、愛戴。首先來訪的是保羅·雷諾、愛德華·達拉第和阿爾貝·薩羅·萊昂·勃盧姆在獲釋時就公開聲明：「由於有了戴高樂將軍，法國已經復活了。我們有了一位戴高樂將軍真是萬幸。我從身陷囹圄之時起就希望我的黨能夠支持他。整個法國都信賴他。有了他，我們國內團結一致就有了唯一的保證。」愛德華？埃裡奧被蘇聯紅軍解放出來以後，在莫斯科電臺上廣播說：「我確信，我國人民已經團結在夏爾·戴高樂的周圍。我將毫無保留地聽從他的指揮。」這些話儘管當時說得很誠懇，卻並非必須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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