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韌不拔-戴高樂(45)

四五

　　這位美國總統，毫不理解第三共和的悲劇和困境。法國失敗後，他對法國採取了一種恩賜態度：「在這悲觀的時刻，我最終相信了法國最壞的情況……」他寫道，他認為法蘭西永遠不會再成為第一流國家，因而，沒有必要投入軍事力量和在外交上給予支持，以使它恢復舊觀。貝當接受投降，將國家置於附庸國地位，貝當代表著這個古老的、有著光榮歷史，但不能適應新世界節奏的國家，這一切與丘吉爾的願望相差甚遠。出於關心和同情，丘吉爾需要在大陸上有一個強大的法國作為夥伴，並且把戴高樂看作「命運的主宰」。

　　戴高樂與羅斯福的關係一直不好。

　　1940年，戴高樂將軍曾經考慮過，為了平衡英國的政策，他需要美國的友誼。羅斯福下認識戴高樂，後來又聽說沒有一位法國知名人士隨戴高樂去倫敦，維希駐華盛頓大使館，從一開始就加緊進行反對這位所謂「叛亂將軍」的有效宣傳。羅斯福的私人朋友、美國駐維希大使李海海軍上將，也對戴高樂存有偏見。在他的報告中指出：「法國大多數人追隨貝當，反對戴高樂。」為了爭取法國不要完全投在法西斯的懷抱，羅斯福一再鼓勵貝當元帥頂住德國壓力，1942年12月，他得到法國艦隊保持中立和於把殖民地交給德國人的保證，他對此表示滿意，羅斯福如何看待戴高樂呢？他認為戴高樂的代表性遠不如貝當，貝當身邊派駐有教廷大使、蘇聯、美國。加拿大、比利時、葡萄牙、瑞典、巴西，瑞士大使……貝當統治著半個法國。他無可爭辯地統率著一支軍隊，特別是一支完整無損的海軍，並且控制著大片海外領地和頭等重要的戰略要地。

　　戴高樂與羅斯福在出身、性格和經歷上涸然不同，富蘭克林·羅斯福出生在一個富有的家庭。他在格羅通中學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學習，他很早就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他所接觸的作家、思想家和理論家都具有「新的民眾思想」，他成為「新政」的總統，震撼了美國，並在經濟和社交方面進行了改革。他是一位資產階級傑出的政治家，精明強幹，身殘志堅；又是一位出色的談判能手，善於施展他的魅力。戰爭使美國在軍事和經濟活動中佔據了優勢，使羅斯福總統成為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物。

　　戴高樂將軍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人。他出身於一個嚴厲的、愛國的、信奉天主教的知識分子家庭。青年時代，他已經懂得了責任感和為祖國獻身的精神。直到戰爭爆發前，他一直從事軍事藝術和作戰行動的研究。他的著作，表明他對快速攻擊型的現代戰爭有著獨到的見解。很久之後，他才同政界接觸。戰爭開始後，他被任命力副國務秘書和國防部副部長。這並不是因為他對社會的看法，而是因為他的勇敢、朝氣蓬勃的軍人氣質。1940年貝當政府投降後，6月18日，他在倫敦向軍人和民眾發出呼籲，要求他們與他並肩戰鬥。在近一年的時間裡，他致力於這一事業，沒有從事政治活動。隨著法蘭西帝國的眾多領地宣佈歸順自由法國，他「身不由己地捲進了政治舞臺」，他把軍人採取攻勢和切斷敵人退路的品質帶到他的政治活動中，他與盟友的關係不是處於談判的地位，而是挑戰和對抗。此外，他像羅斯福一樣，對過去受到的侮辱一直耿耿於懷。

　　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米爾頓·維奧斯特在他的《敵對的同盟國》一書中分析了羅斯福和戴高樂這兩位活動家的性格，認為他們當中只要有一個人不過分以我為中心，彼此就可能達成諒解。「二人中的強者羅斯福即使對戴高樂表現出一定的關心和親切相待，也毫無損失。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把戴高樂看成一個利己主義者、心胸狹窄的人和沙文主義分子。認為戴高樂的唯一願望是奪取並保持絕對權力。羅斯福不願把為了保衛國家主權和尊嚴而準備冒任何危險的戴高樂視為捍衛法蘭西榮譽的勇士。在戴高樂的眼中，羅斯福則是一個倨傲的人，有著大國優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國命運。戴高樂同樣也看不到羅斯福身上的軍人和理想主義者的氣質。二人誰也不能正確看待對方，這就進一步加劇了由於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難。」

　　他們周圍的人也沒有起到和解作用。可以說，戴高樂在美國的死對頭都是接近或者能夠影響羅斯福總統的人。貝當派駐華盛頓大使館的領導人為前凡爾賽市長。此人在美國有不少朋友，很受美國前駐巴黎大使威廉姆，布利特的推崇，在政界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生活在美國的法國知名人士和移民在造成戴高樂與羅斯福的不和上，確實起了作用。他們中間確有一些移民由於不瞭解情況，感情用事，心懷不滿，或有個人野心，而損害自己國家的利益。

　　羅斯福從這些人身上獲得的情報中得出結論，戴高樂只被國外流亡的極少數法國人承認，在倫敦指揮著一支很小的部隊，武器、經費全靠英國。此外，羅斯福認為戴高樂性情高傲；難以相處，不斷挑起糾紛，妨礙了他對維希的立場，更糟糕的是，在意識形態的衝突中，美國新聞界大多支持戴高樂，反對自己的總統，羅斯福對此也很惱火！

　　為了消除外界的誤會，1942年4月1日，戴高樂發表了一篇演說，全面闡述了他的對外政策，同時對羅斯福的「不公正」態度，也旁敲側擊地進行了批評，他說：「不要認為戰鬥法國這個奇跡，只要一經形成就不要管它了……整個問題的基礎是，只有在盟國願意和戰鬥法國站在一起的條件下，戰鬥法國才願意和盟國站在一起。」在直接談到美國政府仍然和維希發生關係並和維希的代理領事進行秘密交易的時候，戴高樂嚴正指出：「對於民主國家來說，依靠那些破壞法國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義的模型或臉譜來改造法國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憐的傻子原則。」

　　戴高樂進一步強調說：「當前整個法國問題是一個革命問題，不承認這一點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是被它的統治階級和特權階級出賣了的法國，開始要完成的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現實主義，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會議中，已經把自由引向深淵的邊緣，而現在又繼續壓制熱情，不肯改弦更張，那將是不能容忍的！」戴高樂最後說：「地位已經確定了。自由法國無論在公眾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認可上，都成功地被認為不僅是法國的武裝保衛者，而且是它的利益的監護人，這個結果是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下了的！」

　　經過近兩年的「曲折」的瞭解和「嚴肅的對話」之後，戴高樂與華盛頓的關係有了迅速的改善，1942年5月21日，美國新任駐倫敦大使約翰·懷南特在倫敦同戴高樂會晤，恭聽他對開闢第二戰場的見解。接著在6月1日又舉行了一次會談，艾登也參加了。戴高樂打電報給他的駐華盛頓代表阿德裡安·蒂克西埃說，現在看來美國國務院的科德爾？赫爾和薩姆納？韋爾斯已開始意識到他們對自由法國的態度是不現實的了。6月29日，英國外交大巨告訴戴高等將軍，美國政府正在考慮改變它對法蘭西全國委員會的政策。次日，懷南恃與戴高樂共進晚餐，他表達了對將軍的同情，並答應在美國盡力宣傳將軍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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