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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法美關係

  大國角逐不易說,美國對法難捉摸;
  藕斷絲連與維希,「策略靈活」稱楷模。

  1942年冬季快要到來的時候,自由法國在世界各國的心目中不再是最初人們用譏諷。憐憫和眼淚接待的那個使人「驚奇的逃亡者」了。現在可以從各方面看到它的現實性——政治的、軍事的、領土的。自由法國今後所需要的是在外交上打開一條出路,在盟國中取得它應有的位置,以一個交戰國和主權國的姿態出現。

  戴高樂在和倫敦、莫斯科和華盛頓的交往中,感到最難打開局面的是和美國的關係,當戴高樂的事業在美國輿論界獲得廣泛熱烈的反應時,美國官方卻「堅持以一種冷淡和漠不關心的態度來對待它」。羅斯福政府一直和維希保持著關係,理由是這樣可以使它脫離德國的影響,免得把海軍艦隊移交給德國,並且和魏剛、諾蓋和布伊松保持接觸,因為羅斯福總統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力他打開非洲的大門。但是,美國外交政策本身就有極大的矛盾。他們一方面和貝當保持著外交關係,一方面卻說,他們遠遠避開自由法國是因為不能預先斷定法國解放後將有一個什麼樣的政府。戴高樂認為,「真正的原因是美國決策者認為法國將要滅亡,所以他們才跟維希打交道。」

  為了取得美國的援助,戴高樂曾多次採取主動。1941年5月,他又派他的得力幹將普利文前往美國,臨行前戴高樂給他規定了這樣一個使命:「解決同美國國務院建立永久、直接的關係,自由法屬非洲和大洋洲同美國的經濟關係,以及我們直接購買戰爭所需的物資問題;在美國建立我們的情報和宣傳機構;在美國成立我們的委員會,把同情我們的美國人給我們的幫助組織起來。」普利文雖廣泛進行活動,但並未取得明顯的成果。

  戴高樂堅信:他不僅代表法蘭西,而且他就是法蘭西。多年以前,他在《劍刃》一書中就提及井頌揚了凱撒和拿破崙的表演才能。他自己扮演的角色是法蘭西本身,這是歷史使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扮演的一個偉大角色。尚未親自領教過戴高樂的羅斯福,從來不相信也不承認戴高樂的這種自詡。丘吉爾卻從同這位將軍的交往中深深領教了這一點,但他並未完全信服。這位首相在一次盛怒中吼道:「你說你是法蘭西?你並不是法蘭西!法蘭西!她在哪裡?當然,我承認戴高樂將軍和他的追隨者是法蘭西民族的一個重要而又值得尊重的部分。但是,除他們以外,我們無疑可以找到另外的權威,它也有它的價值。」戴高樂打斷了他的話:「如果在你看來我不代表法蘭西,你為什麼,又有什麼權利來同我商討法國的世界利益呢?」丘吉爾不吭聲了。

  至於羅斯福,他對這位倔強的法國將軍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如何對待自由法國?在當時孤立主義狂潮的影響下,羅斯福對這一問題,的確是反復考慮過的。誰都知道,法國的崩潰在英國引起很大衝擊,深深震動了羅斯福總統。事實上,在法國即將潰敗之前,保羅·雷諾總理曾向羅斯福發出個人呼籲,要求美國派軍隊和運送物資給以支持。翌日,羅斯福答覆說:「美國人讚賞法國對德國侵略進行英勇抵抗……」他將盡力「加速運送武器和彈藥」。但又說:「我認為您應當理解我的聲明不包含承擔任何軍事義務」,「唯有國會能夠承擔這種義務」。在收到這份電報後,6月17日法國政府投降。

  在六個星期內,一支被認為是歐洲最好的軍隊投降了,一支完整無損尚未參戰的現代化的海軍宣佈「中立」了,法國可恥地接受了希特勒的停戰條件,這使羅斯福認為,多年來政府連續更迭的法國已經完全分崩離析。一段時間,羅斯福曾希望法國海軍和法蘭西帝國繼續同英國人並肩作戰,但這也使他失望了。法蘭西已不復存在,目前的法國是納粹帝國的一個附庸國,由一位身邊全是叛徒的老元帥統治著。這就是羅斯福總統當時的思想狀況。

  據戴高樂派往美國的首任代表拉烏爾·阿格隆回憶,1941年1月2日,他持一份英國通行證從中東抵達紐約。總愛吹毛求疵的美國移民局的一位檢查官,翻來覆去地查看了他的這份不同尋常的旅行證件,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然後問道:既然是法國人,為什麼要在英國的外交保護下旅行?於是,阿格隆向他出示了由卡特魯將軍簽署的公函和一封英國駐開羅大使館的證明信。「這麼說,你是同戴高樂將軍一起戰鬥的自由法國人的一員了。如果我是法國人,也會這樣做的,請過去吧,先生。」

  阿格隆走出海關,買了最近幾期的《紐約日報》和《先驅論壇報》,使他大吃一驚的是,美國絕大多數人並不願捲入到這場橫掃歐洲的大戰中去,鼓吹孤立主義的兩位美國參議員塔夫脫和博拉強調說,同英國一起參戰將冒很大風險。而當時英國一直是孤軍奮戰。只有極少數美國人對希特勒一旦取得最後勝利就將出現一個被奴役的歐洲感到憂慮不安。

  全美國在奉行孤立主義,不願捲入歐洲衝突。大西洋的英雄查爾斯?林德伯格不停進行所謂「和平主義」,實際上是「失敗主義」的宣傳:「這場戰爭輸定了。即使我們投入全部的財力和物力,也不能幫助英國打贏。」他又說:「只有英國人、猶太人和羅斯福政府才願意打仗。」

  從紐約看來,危險在於羅斯福這位「民主政體的偉大捍衛者」是否能克服孤立主義。對國內那種消極的、和平主義的公眾輿論,他似乎隨波逐流。這種輿論認為,美國無須參戰便能戰勝軸心國。羅斯福不是向美國的母親們下了保證嗎?他說:「你們的兒子決不會在任何外國戰爭中作戰,不論戰爭是在哪裡打。」

  阿格隆來到紐約不久,見到了羅斯福夫人,她激動地向阿格隆談起法蘭西和受苦受難的法國人民。她深表同情,表示願盡力幫助。但是,從她的講話裡,總感到有憐憫的味道,這對於一個自由法國人來說,聽起來很不是滋味,阿格隆在美期間,作為總統的羅斯福一直拒絕接見。好像戴高樂在倫敦的出現,沒有給羅斯福留下什麼印象。他認為,少數無名之輩所追隨的這位性情古怪的準將只有象徵性的價值,他確實是光榮的,但絲毫不代表實實在在的力量,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和副國務卿韋爾斯,根本不注意自由法國運動,他們關心的是避免發生最壞的事情,即維希與軸心國更「全面的合作」。

  當時,人們不好拿羅斯福對法國的態度與丘吉爾的態度相比較。對丘吉爾來說,法國是一個具體的現實,以前或是同它一起或是為了反對它而進行過多次戰爭。法國在現代歐洲的建設中與英國共同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同英國一樣,在世界上創建了帝國。丘吉爾瞭解歷史,敏銳地意識到應當奉行一種歐洲的均勢政策。他接近法國人,真正體會到他們的悲劇。他理解法國是戰爭更是和平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儘管他與戴高樂也不時發生衝突,但最後總是支持戴高樂,他堅決主張重新裝備法國軍隊,使它參加戰鬥,恢復它的大國地位。而羅斯福卻不是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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