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韌不拔-戴高樂(18)

一八

　　英國呢？在2月20日，就是許士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屈服後的一個星期，張伯倫在下院發表演說稱，「在伯希特斯加登所發生的，只才過是兩位政治家商定了改善他們兩國之間關係的某些措施……很難認為，一個國家已為另一個國家的利益而放棄了它的獨立，」甚至當英國政府鬧清希特勒的軍隊正源源不斷地開入奧地利的時候，也只是發表了一個不痛不癢的「強烈抗議」。

　　希特勒侵佔奧地利後，大肆鼓吹他的「大膽的領導才能」，強調只有他一人才能作出軍事上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決定，陸軍的作用僅僅是提供武力或者武力威脅而已；希特勒在強行佔領萊茵蘭和武裝吞併奧地利之後，胃口越來越大，立即轉向他的下一個目標——捷克斯洛伐克，著手實施他的「綠色方案」，欲知希特勒在侵佔捷克時，戴高樂的祖國法國和它的盟國英國採取什麼態度，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章　達拉第其人

　　政治好客達拉第，主持國防不盡力；
　　縱容納粹行侵略，禍國殃民民憤激。

　　在希特勒佔領萊茵蘭和吞併奧地利之後，胃口越來越大，他的下一個征服目標直指捷克斯洛伐克。面對著法西斯德國咄咄逼人的侵略，戴高樂和他的朋友們心急如焚，但百般呼籲無效。當時法國政局不穩，政府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法蘭西正每況愈下，實際上法國不再是強國，甚至也不再想成為強國了：凡爾賽政策已經破產了：羅迦諾只剩下不愉快的和很渺茫的記憶：法國在一切外交事務中以熱中搞綏靖的英國的馬首是瞻。結果人民陣線失去了法國共產黨的支持，一年之後完全銷聲匿跡了。

　　戴高樂終於得到了一個向榮翁·勃魯姆述談他在軍事問題上見解的機會。勃魯姆是法國社會黨右翼領袖，1936年至1938年春天，曾兩度依靠人民陣線組閣；但他公開違反人民陣線綱領，採取縱容法西斯國家侵略的不干涉政策。這位社會黨總理，採納了和他有多年之交的梅耶上校的建議，召見了戴高樂。關於勃魯姆和戴高樂兩人的會見及其各自的印象，雙方在回憶錄中都作了記述。勃魯姆寫道：「我看到一個神態自若。舉止從容的人走了進來。他的身長、寬度、體格都像個巨人。他就這樣出現在我面前，平靜地看著我，用慢條斯理、抑揚頓挫的語調和我談話。他的一切都表明，在同一時間內他的腦子裡只有一個思想、一項計劃、種信念；為了不分散精力，他必須專心致志，全神貫注。他也許不能設想，他的信念竟會得不到別人完全贊同。他一點兒也不像富有靈感的發明家那樣陶醉于自己的想像之中。他既沒有荒誕離奇的幻想，也沒有虛無縹緲的錯覺，倒是頗為清醒；他並沒有絲毫洩氣甚至感到疲倦的樣子，毫無疑問，他決心沿著近兩年來他堅持不渝的道路走下去，因為他生來就具有不屈服和不妥協的素質。」

　　但是，在戴高樂筆下，卻對這位政治家表示了極大的蔑視。在談話中，戴高樂反復申述了自己的意見，他說，如果德國佔領奧地利後，又侵佔捷克斯洛伐克或波蘭，法國就應佔領魯爾區，這使那位社會黨領袖大為震驚，他還指出，如果德軍突破法軍的防線，法國在軍事上必將一敗塗地，這一預言又使勃魯姆大為掃興。勃魯姆爭辯說，他正在提議大幅度地增加軍事撥款，其中大部分將用於製造坦克和飛機。戴高樂反駁說，你計劃製造的坦克和飛機的型號都是陳舊的，不適用的。談到這裡，勃魯姆說，「至於如何使用政府撥給陸軍部的軍費，那是達拉第先生和甘默林將軍的事了，」戴高樂回答道：「一點也不錯，但必須承認，國防是政府的職責，作為總理是責無旁貸的。」戴高樂接著寫道，在他們談話的過程中，電話鈴響了十幾次，總理抱怨說，他甚至很難有五分鐘時間來集中精力考慮一個問題。事實上，儘管勃魯姆對這次談話印象深刻，但他對這位「古怪人物」的見解卻滿腹狐疑，到頭來還是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這次談話不久，勃魯姆就下臺了，接著上臺的是愛德華？達拉第。達拉第是激進社會黨的領袖。1919年起任眾議員。

　　1924年起歷任法蘭西政府的殖民、公共工程、外交、國防等部的部長。1933年至1934年曾兩度擔任法國總理，1935年參加法國人民陣線。在第三次擔任總理時，日益採取反共立場，執行縱容法西斯德國侵略的綏靖政策。在法國歷史上寫下了不光彩的一頁。

　　愛德華·達拉第在1938年4月組成的政府，經歷了整個慕尼黑時期、波蘭的覆滅，一直持續到1940年3月，亦即法蘭西斯戰役前的幾個星期。達拉第在任總理的整個過程中，一直保留著他從1936年6月以來擔任的國防部長和陸軍部長的職務，因此，對於法國在戰前那幾年中採取的路線，他比其他任何法國人所負的政治責任都大。他的政治綽號是「沃克呂茲公牛」，但是，儘管他的體格健壯，而且常常有些粗暴的舉動，但在氣質上他並不是公牛，而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

　　達拉第出身于麵包師之家，那是一個外省的小資產階級家庭。

　　自幼刻苦好學，才華橫溢，且又受過高等教育，他在歷史和古典文學方面獲得過出色的學位，在進入政界前是一個大學教授。一位法國專家說，「達拉第的才能、勤奮、廉潔和敏銳的政治嗅覺，是他在政治上飛黃騰達的基礎。在1924年到1940年之間，他只有一次失去部長職務。但是，他在1934年到1936年之間失去部長職務，是他倒黴的第二次短時間出任總理的結果。這也表明他致命的弱點：在緊要關頭，他不敢作出強硬的決定，而總是讓別人把權力接過去。」

　　達拉第在社交和工作方面喜歡獨處幽居，這或許是他的另一個缺陷。他的妻子死于1932年，之後，他沒有再娶，而是與他的姐姐和他的兩個兒子住在一套不大的公寓裡，很少參加娛樂活動。在社會生活中，他似乎有許多熟人，但知己卻寥寥無幾。他雖然長期擔任政府高級職務，但這並沒有幫助他開拓對於國際問題的視野。他是個法國「本土主義者」。他不喜歡凡爾賽和約，因為這個和約，使法國與東歐攪在一起。

　　儘管達拉第和甘默林各自作為陸軍部長和參謀長曾有很長時期的交往，但他們並不是親密的合作者。甘默林只有通過特別的約會才能見到他。常常要在接待室等候，而且，就是進入達拉第辦公室以後，他的談話也經常被電話和來訪的政治家打斷，達拉第的軍事辦公室主任佈雷將軍與甘默林合不來，所以甘默林見到達拉第的機會愈來愈少，有時候要相隔整整一個月才能見到。

　　社會黨人同意支持達拉第政府（這樣就可以保持人民陣線的門面），但是拒絕參加這個政府。於是，達拉第便轉向「中右」黨派。他讓拉尚布爾和坎平齊留任空軍部長和海軍部長，喬治？龐納接管了外交部。選擇龐納代替保羅一邦庫爾是外交氣候風向標的一次大擺動，也是導致慕尼黑會議的許多事件中的一個重大轉折，總理同這兩個人都很熟。在達拉第1933年的政府中，龐納是財政部長，保羅一邦庫爾是外交部長，而達拉第選擇龐納擔任外交部長是經過慎重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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