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韌不拔-戴高樂(10)

一〇

　　夏爾·戴高樂的畢業成績報告單是院長穆瓦朗上校簽署的。結尾部分寫著這樣的評語「是一位理解力強、富有學識而又嚴肅認真的軍人，才華出眾，精明能幹，頗堪造就。遺憾的是過分自信，好對他人意見吹毛求疵，而且舉止儼然像個流亡的國王，大大損害了上述無可否認的優秀品質。」

　　戴高樂聽到這一消息暴跳如雷。他大聲罵道：「軍事學院那些狗娘養的！我不當上校長就不回這個鬼地方，你們瞧著吧，總有一天我會給它來個大翻個！」學校評定的等次，對學員的分配至關重要。如果戴高樂評上「優秀」，他就會被調到嚮往已久的總參謀部的作戰計劃局，把他研究的戰術和戰略思想付諸實踐。沒有去成這個局，使他悶悶不樂。如果加上他在德國遭受監禁的磋跎歲月，這已是他軍人生涯中所遭受的第二次挫折了。最後他被派到運輸供應局去工作。戴高樂認為，這是對他那不受歡迎的獨立精神的一種侮辱性的懲罰。

　　軍事學院的評判雖然傷了戴高樂的自尊心，但絲毫也沒有影響他繼續發奮自強，他被派往美因茲軍區後勤部，雖不遂心願，但這件事卻從兩個方面得到了補償：這使他有機會在自由的條件下重新研究德國的軍情和國情；同時也使他有機會根據機械化戰爭的觀點就創建機動裝甲部隊進行深入的探討，機械化戰爭的觀點最初是埃斯蒂安將軍的，但是戴高樂上尉在被俘期間又獨立地發展了這個觀點。從離開軍事學院走上新的工作崗位之後，戴高樂一直利用餘暇時間核對和改寫他的獄中筆記，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於1924年出版了。這是戴高樂第一個值得紀念的成就。戴高樂的傳記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就此寫道：「假如他在寫成這本書以前就離開了人世，索繞在他的親友心頭的他，將是一個看法很怪、不一定有多大前程的年輕人。可是，如果在這本書出版以後，死神奪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名字就會使人想起一個目光敏銳、切中時弊的軍事思想家。」

　　《敵人內部的傾軋》是一部思想嚴謹、分析深刻的軍事著作。戴高樂認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是民族和國家，而每一個民族和國家都有其自身的特點。戴高樂通過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親身體驗和經歷，特別他在德國身系日圄的遭遇，對德國的國情、軍情和民心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說，德國人對超人，較普遍地存有崇拜思想。戴高樂選擇對尼采的崇拜作例子，他在書中寫道：

　　「劄拉圖斯拉所要求看到的超人的特殊性格、權力意志、嗜好冒險以及目中無人，在那些喜怒無常、居心險惡的德國人看來，就是他們應該達到的理想。他們隨心所欲地自稱是這種令人生畏的尼采式的傑出人物，他們一味追逐自身的榮譽，卻又堅信是在為大家謀利，他們恣意役使『成群奴隸』，卻又對他們極端蔑視，他們在人類的苦難面前決不止步，反而稱道人們受苦不但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正合我意。」

　　在書中，戴高樂還就德國人和法國人的性格、情趣作了比較。他認為，德國人「生性好高務遠，狂熱擴張個人權力以至不惜任何代價，而且對人類經驗、常識和法制的約束根本不屑一顧」；而法國則是他一貫夢寐以求的思想境界。他寫道：「在具有法國情調的花園中，沒有一棵大樹想以自己的濃蔭窒息其他樹木；花壇都是按幾何圖形建造而成；池塘無另增瀑布的分外之想；塑像也不求獨佔人們的讚賞。花園裡有時會發出一聲長歎。也許這是出自這樣一種感情：園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如果獨自存在的話可能會更加明媚動人。但是，這樣一來必然有損於整體，而漫步園中的人看到花園裡井然有序，永葆優美的和諧，自會感到十分欣慰。」

　　在這本由五個章節組成的書中，分別揭露了德意志帝國軍事當局對民權的蠶食政策，從中找出了德國在1918年末崩潰的深刻原因。關於1914年9月，馮·克勞克將軍拒絕服從德軍參謀總長小毛奇的命令問題，戴高樂上尉寫道：「在戰爭中，除了情況規定的戰略以外，沒有其他的戰略；對軍人來說，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可以普遍採用的體系，而決定的只有情況和性格。」

　　《敵人內部的傾軋》一書的出版，大大提高廠戴高樂上尉的聲譽。

　　1925年10月，貝當元帥下令委任戴高樂為他的幕僚，這時，貝當已是最高軍事會議副主席和作為三軍首腦的法軍總監了。被大戰拖得精疲力竭的法國，正力圖維護對德勝利的成果。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結束多年，但歐美列強，勾心鬥角，仍然存在著許多不安定的因素，貝當急需調一些年輕有為的軍官輔佐他。

　　根據凡爾賽和約，阿爾薩斯和洛林歸還法國；萊茵區由協約國佔領並實現非軍事化；大幅度削減德國武裝力量；並且允許法國保持一支巨大優勢的軍隊。為了預防德國軍國主義勢力再起，就在凡爾賽和約簽訂那天，1919年6月28日，法、英、美三國訂立了防禦條約，規定一旦德國發動侵略，英美將援助法國，可是美國參議院不僅全盤拒絕接受凡爾賽和約，而且拒不批准三國防禦條約。於是英國政府也撤銷了對法國的承諾。這樣，在凡爾賽達成的解決方案，一下子就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支柱，而根據凡爾賽和約創建的國際聯盟，失去了一個主要發起國，這也表明，英法協約並未給歐洲安全提供堅實的基礎。

　　法國人遭此挫折，只得另謀出路。在以後數年中，陸續與比利時和東歐小國建立了一個防禦聯盟體系。為了向德國顯示戰勝國的權威，1923年1月11日，法國和比利時的軍隊開進魯爾盆地。作為強權政治中的一著，佔領魯爾地區的行動成敗參半，但失敗是主要的，教訓極為深刻，1923年，法國獲得的戰爭賠款比前一年幾乎毫無增加，而付出的佔領費用卻遠遠超出了所得到的物資的價值。至於企圖在魯爾和萊茵兩區慫恿分裂主義運動的秘而不宣的目的，也基本上沒有達到。誠然到1923年底，柏林新上臺的斯特來斯曼內閣不再企圖逃避賠款，而且果真同意恢復支付，但那時德國馬克已不如印鈔票的那張紙值錢了。實際上，金融危機像瘟疫一樣蔓延到了法國，法郎貶值大約20％。而使法國人更加喘不過氣來的是。普安卡雷政府不得不增稅20％以彌補東征魯爾的耗費。

　　1924年4月的道威斯計劃雖說堅持要求賠款，卻貸給德國人大量黃金，以幫助他們支付和復蘇。在此情況下，普安卡雷政府辭職了。這就是夏爾·戴高樂到法軍總參謀部供職的政治背景。

　　戴高樂作為貝當當帥的幕僚，來到總部所執行的第一項任務含有一定的諷刺意味。這項任務是就工事和要塞在法國國防中的作用問題寫一篇研究報告。幾個月前，戴高樂在《法蘭西軍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國戰爭原則的方向》的文章，比較直言不諱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現在，作為司令部的官方理論家，他奉命給靜止防禦的理論尋找歷史根據。他不同意以靜止防禦作為機械化戰爭的一個樣板。後來的馬奇諾防線就是根據這種靜止防禦的理論建立起來的。雖然他對這項任務不感興趣，但他還是像往常那樣，迅速而出色地在一個月內完成了，他的報告以《法國設防城鎮的歷史作用》為題仍發表在《法蘭西軍事評論》上，日期是1925年12月1日，儘管戴高樂認為提醒公眾注意法國邊防上的薄弱環節是他的職責所在，但是他清楚地看到，最高軍事會議以為沿邊界建立一條永久性防線將會力防禦入侵提供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這顯然是危險的，他認為加強國防最重要的是提高軍隊指戰員的素質，加強裝備，建立一支現代機械化的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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