驍勇善戰-崔可夫(22)

二二

　　此外，崔可夫還與法國維希政府的駐華武官馮伊上校建立了信任關係，從馮伊上校處，崔可夫可以分享他通過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那裡得來的各種情報。馮伊上校所提供的1941年春關於印度支那的一些情報，對引起崔可夫關注南方局勢特別是印度支那的局勢起了很大作用。馮伊上校告訴崔可夫，日軍正在法屬印度支那四處滲透，已佔領了昔日法國殖民地的大部分省份，建立了軍事基地、機場，並向那裡運送了大批武器。馮伊所提供的情報為崔可夫準確判明日軍企圖發揮了頗大的作用，對於促成蘇聯政府簽訂《蘇日中立條約》，避免兩線作戰有直接影響。

　　崔可夫與國民黨官員接觸時總是迎合中國官場中的老傳統。他與國民黨軍事領導人接觸時十分小心，認為「他們容不得批評，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評」。

　　每當國民黨將領制定出一個軍事計劃時，即或是漏洞百出，崔可夫為不給自己樹敵，從不在公開場合指出來，而是滿口稱讚，稱之為「天才的、無與倫比的設想」。當然，崔可夫也有他的補救措施，常常以所謂說明的方式對計劃予以補充，為了與國民黨將領合作成功，崔可夫要求他的部下們也遵循這些原則。

　　崔可夫就任蔣介石總軍事顧問期間，制定過不少軍事計劃，但這些計劃往往難以得到蔣介石的欣賞，只有部分意見為蔣介石所吸取。1941年5月，日軍在經過精心準備後，對山西南部發動了進攻，崔可夫提出，應組織第一、第二和第八戰區軍隊的協調行動，共同抗敵。但蔣介石因擔心削弱圍困陝甘寧邊區的兵力，沒有採納崔可夫的建議，第二、第八戰區均無作為，結果山西西南部的國民黨部隊被擊潰，日軍威逼黃河、洛陽，西安有陷入敵手的危險，第一戰區將很可能全軍覆滅，第五戰區的左翼受威脅，整個中南地區亦有陷入敵手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方採納了崔可夫加強黃河南岸的防禦，將湯恩伯部調到洛陽的建議，穩住了戰線。

　　進入1941年夏天，崔可夫率總軍事顧問處的工作人員協助國防部開始準備宜昌戰役的作戰計劃，目的是粉碎駐守在宜昌—荊門—荊州三角地帶的敵軍，佔領宜昌市並把第五戰區和第六戰區的幾個軍開到直通漢口的地帶；第三、第九戰區的部隊開赴長江岸邊，切斷敵人的主要交通線。為了切實制訂好這份計劃，崔可夫帶著他的助手和翻譯深入前線巡視了3個星期，實地瞭解地形、部隊等情況，隨後回到重慶，向何應欽彙報了有關情況後指出：沿長江通往重慶的防禦十分堅固，日軍無法從陸上威脅重慶。第六戰區陳誠的部隊完全可以轉入進攻，並具體闡述了進攻的戰術。後來何應欽又將崔可夫的報告轉呈蔣介石，蔣介石頗為欣賞這一報告，這一報告後來在策應第二次長沙戰役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1941年9月，日軍為再次打擊中國第九戰區的主力，解除其對武漢的威脅，調集4個師又4個支隊的兵力與第一、第三飛行團和海軍第一分遣支艦隊協同，由岳陽以南向長沙地區發動了第二次進攻，崔可夫和他的顧問團擬制了反擊計劃，對粉碎日軍的進攻也起了一定作用。

　　進入1941年夏天，希特勒入侵蘇聯的跡象已日益明顯了，蘇聯政府面臨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下一步將把侵略的矛頭指向何方？會不會在蘇聯的遠東挑起戰爭？蘇聯能不能避免兩線作戰？為了弄清這一生死攸關的重要問題，蘇聯政府指示崔可夫和駐華大使潘友新，迅速探明日本下一階段將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哪裡？

　　崔可夫和潘友新接到政府指示後，立即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在這鳳緊雲驟的緊要關頭，帶著各式各樣目的的情報紛至遝來：日軍在中國東北地區把汽車塗上一種特別顏色，進行進攻蘇聯的偽裝準備；日軍正從中國華北經大連調往滿洲；大批技術裝備，其中包括坦克正調往漢城等等。形形色色的情報似乎在論證一點，日軍正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撲向蘇聯遠東。

　　但是，崔可夫從更廣泛的視野考察了1941年夏以來的形勢，認為：就德、日、意三國訂立的《反共產國際協定》看，日本很可能與同盟國協同進攻蘇聯，而且，日本也作過進攻蘇聯的準備。日軍佔領中國東北以後，就以滿洲—朝鮮為跳板，準備侵入蘇聯遠東。它們在靠近蘇聯邊境的地帶設有18個防區，1939—1940年，關東軍的數量也由9個步兵師增加到12個步兵師，兵力達35萬人，1941年，關東軍總部又在擴大師的編制並用新式武器裝備部隊，而且滿洲國和內蒙古傀儡政府的軍隊也在不斷增加。因此，不排除日本與德國同時或者在德國侵蘇有利的條件下侵入蘇聯遠東的可能。

　　但是，綜合分析各種情報，崔可夫則傾向于日軍南進的可能性大於北進的判斷。因為日本沒有足夠的鐵、煤、石油、錫以及諸如此類的原料和戰略資源，它要想打大戰，又離不開這些東西，這樣、日本很可能在對手主力被牽制的有利時機，攻擊資源豐富而又防禦薄弱的地區。蘇聯遠東有豐富的物產資源，的確令日本軍國主義者垂涎，但是，日軍在張鼓峰、諾門罕挑釁的失敗，使日本政府不敢輕舉妄動；而東南亞地區因法國敗降，防禦空虛，日本利用這一有利時機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印度支那北部，並使其在南方的海、空軍基地逐漸擴大，加上1938年佔領的廣州、海南島、海防港等，日軍在東南亞下手的時機日益成熟了。

　　中國方面向崔可夫提供了大量很有價值的情報，參謀總部情報部部長楊軒成將軍多次向崔可夫明確指出：關於關東軍準備進攻蘇聯的所有議論都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日本由於陷足中國，耽誤了奪取南方的戰略資源，而沒有這些資源，日本就不能認為自己作好了同比中國更強大的國家進行大戰的準備。而且從孤立中國的目標出發，日本更可能將兵力投入南方，以切斷英、美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從兵種的分配和兵力的分佈情況看，日本南進的企圖到1941年年中已日趨明顯了。日本苦心經營，發展了一支強大的海軍，這支巨大的海軍如不投入南方，那就只能是擱淺的巨龍，無法發揮作用。種種跡象表明，日軍在渲染北進時正悄悄地準備發起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動作——向南攻擊。1941年3月的事件也證實了這一點。

　　1941年3月，一架載有一名日本海軍將領的飛機在飛越廣東上空時失事，日本海軍將領及其攜帶的全部文件均落入遊擊隊之手。崔可夫很快從國民黨參謀總部獲悉了這一情況，並得知繳獲的文件具有重大價值。

　　崔可夫當即決定，以軍事總顧問的身份向蔣介石索要這一文件。蔣介石告訴他，這些文件尚未送到他手中，還在途中，何時送到也不知道。正當此時，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經滿洲去德國，準備在莫斯科逗留，和蘇聯領導人就兩國相互關係問題進行重要談判，為了使莫斯科方面在與松岡洋右外相會談時能瞭解真相，崔可夫將這一情況致電莫斯科，莫斯科方面要求崔可夫：儘快搞到文件，並火速送往莫斯科。為了趕在松岡洋右到達莫斯科前得到這一文件，莫斯科方面特派出專機到蘭州待命，隨時運送這一文件。

　　經多方努力，崔可夫很快將這一文件弄到手。崔可夫發現，該文件的確具有重大價值，日本準備以海防、海南島為軍事據點，作為南進基地，從而從日本的正式文件中證實了日本南進的企圖。崔可夫複製完後，立即把它和自己關於日軍下一步行動方向將轉向南方的預測一起發往蘭州，然後從蘭州用專機送到莫斯科。崔可夫的這一情報，對蘇聯領導人確立蘇日關係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4月13日，在希特勒準備進攻蘇聯的時候簽署了蘇日中立條約，穩住了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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