驍勇善戰-崔可夫(21)

二一

　　皖南事變使崔可夫對國共兩黨關係的實質有了更深的認識，對國共兩黨關係的重要性也更為注重了。但是，他還有許多其他事務，中日兩國武裝力量的對比，經濟、財政以及其他情況都急需他去分析、去瞭解，尤為關鍵的任務是：探明蔣介石對抗日的真實態度以及日本在1941年的作戰計劃。

　　要想作出迅速準確的判斷，離不開情報。崔可夫就任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後，除了參加每週由參謀總長兼國防部長何應欽主持的軍事委員會會議外，還建立了一個可靠的情報網絡。為了使這一情報網絡的工作行之有效，崔可夫系統研究了在重慶和中國各地、各軍隊裡供職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在重慶，崔可夫從沃爾根師長及其他顧問那裡得悉，由於一些軍事顧問不太瞭解中國國情和中國的傳統，他們同中國國防部官員及各地的中國將領關係不融洽，大大削弱了蘇聯軍事顧問的影響。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把蘇聯駐華軍事顧問的活動納入同中國人友好相處的軌道，崔可夫帶領他的助手們做了大量的認真扎實的工作。

　　崔可夫利用其官邸與國防部長、參謀總部情報部部長和作戰部部長的辦公室相鄰的便利條件，儘量與他們搞好正常的業務關係。他的助手福明、安德列耶夫能講流利的漢語，與中國進步人士有很多聯繫，因此可以體察民情，深入瞭解社會各階層的人們所關心的問題。與此同時，崔可夫與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也保持著一定的聯繫。由於崔可夫有廣泛的情報來源，使他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奧秘、軍隊的狀況、民眾的情況等都有一定的瞭解。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思考，崔可夫發現：蔣介石統管著中國的全部軍事組織，崔可夫通常稱他為元帥。1941年他統率著290個步兵師、14個騎兵師、22個炮兵團、6個迫擊炮團及其他各種部隊，軍隊總數為385.6萬人。按人數算，日軍兵力幾乎超過了中國兵力的一倍，而且中國的有些軍、師是僅有番號的空架子。

　　蔣介石的部隊裡有許多軍事顧問。蘇聯的軍事顧問遍佈除共產黨部隊的各個戰區，在分配國外購買的或國外援助的武器時，蔣介石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共產黨的軍隊因被視為其潛在的勁敵，什麼武器也得不到。崔可夫作為駐華顧問，從團結國民黨抗日的根本利益出發，對此不予干涉。因此，中共多是靠繳獲日軍武器來裝備自己的部隊。

　　崔可夫根據自己統領的駐華軍事顧問提供的材料，對國民黨軍隊的狀況有頗深的瞭解，他認為：國民黨軍隊的配備、戰鬥素質、士氣都很低，很多士兵僅是為混碗飯吃，混幾個銅板花，戰鬥力低。

　　軍隊的物資保障很差，士兵享受不到足夠的物資給養，許多普通士兵穿的是草鞋，5個人合用一條毯子睡覺。有些士兵不得不全憑自己養活自己；衛生條件極差，加上饑餓往往導致疾病流行，士兵死亡；軍官和下級指揮員多出身于有產階級，他們對士兵態度粗暴，士兵常常遭體罰，傷員受虐待；軍隊裡營私舞弊盛行，侵吞公款成風，團長和師長根據花名冊領取軍餉，而花名冊同部隊的實際人數相距甚遠，有的甚至靠安葬費發財。

　　為了直接瞭解士兵，崔可夫曾親自下連隊參加部隊的訓練，使他對國民黨士兵有了更直觀的瞭解。軍隊紀律頗好，士兵吃苦耐勞、逆來順受、忍氣吞聲的精神令人吃驚。但使崔可夫不得不驚佩的是，雖然前方和後方物資狀況十分惡劣，士兵對國民黨統治集團選擇的消極抗日策略尤為不滿，對總司令部把戰爭引向最後勝利的能力非常懷疑，但是整個軍隊的戰鬥力仍然保持著，那些物資生活極端困難、對總司令部結束戰爭的能力失去信心的中下級軍官仍主張採取堅決措施結束戰爭，打擊日本侵略者。

　　崔可夫在重慶的一年，是重慶最艱苦的一年。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為迫使蔣介石集團投降，征服整個中國，對重慶進行了長達一年的連續轟炸。這裡沒有像英國皇家空軍那樣的空軍部隊，也沒有足以抵禦敵機轟炸的防空火力網。由於日軍連續不斷的轟炸，人民的苦難越來越深重，人們越來越疲憊，加上戰亂引起難民湧入，使生活條件本來就很差的重慶陷入一片混亂，人民生活之艱苦、環境之惡劣、衣食之差，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正如一位美國記者所描繪的那樣：「在中國，除了財政部長以外，沒有一個胖子。」但是，中國人民沒有屈服，他們在艱難的環境中抗擊著日軍，頂住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瘋狂的轟炸。

　　崔可夫還詳細考察了蔣介石和軍閥們之間的關係，他發現，軍閥們雖然在形式上隸屬中國武裝部隊之列，歸蔣介石統一指揮，但並不聽從蔣介石的調遣。1940年以來，由於英國、法國在歐洲的失敗，美國介入歐洲戰爭，這些大國對蔣介石政府的援助銳減，並在遠東推行綏靖政策，蔣介石仿惶於十字路口。他害怕中國共產黨及其日益增強的武裝力量，投降日本意味著失去大多數中國人的支持，成為賣國賊，而且日本己在滿洲立了溥儀，在華中扶持汪精衛。蔣介石決定奉行觀望政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於對付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

　　國共兩黨之間由於政治分歧也影響了它們軍隊的協同作戰，崔可夫與中共和八路軍、新囚軍沒有建立直接的經常的聯繫，但與周恩來等保持著一定聯繫。他常常只是根據國民黨的反應和周恩來在重慶的活動來判斷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因此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有許多誤解之處。崔可夫認為，國共兩黨矛盾頗深，國民黨的軍隊對陝甘寧特區嚴密封鎖，隨時準備對它發起決定性的進攻；百團大戰後，中國共產黨的主力實際上已停止對日作戰。崔可夫甚至稱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與日本佔領軍軍官保持著某種聯繫。毛澤東的目標已不再是和侵略者作戰，而是盡可能積蓄力量，改善自己部隊的裝備，擴大新的根據地，想在將來奪取整個中國，與日本侵略者作戰只是第二位的。

　　崔可夫竟然稱國共兩黨軍隊的衝突，蔣介石、毛澤東都有責任。

　　在華期間，崔可夫還廣泛接觸各國的外交使節，大量收集情報。他與美國駐華代理武官巴雷特上校進行了多次會晤，雙方就蔣介石惡化同共產黨的關係、評價「新四軍事件」、歐洲形勢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談。巴雷特讚賞蘇聯政府對中國的軍事援助，指出蘇聯軍事顧問在中國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並對國共兩黨的矛盾表示不安。同時，巴雷特提醒崔可夫，德軍正開始把軍隊從法國以及德國西部地區調往東線，隨時都有可能進攻蘇聯。巴雷特直率的談話博得了崔可夫的好感，同時他也意識到，巴雷特上校調門的改變正說明美國對日本南進的動向已感不安，準備放棄其「遠東慕尼黑」政策。

　　美國在對待國共兩黨衝突的問題上，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希望蔣介石放棄對共產黨軍隊的敵對行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從而牽制日本軍隊於中國戰場。他們還想與蘇聯達成新的信任關係，共同對付來自法西斯國家的威脅，崔可夫將這一新的動向立即向蘇聯政府作了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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