驍勇善戰-崔可夫(20)

二〇

　　崔可夫來華不久即展開了工作，他從大使館、武官處和軍事顧問的工作人員那裡瞭解了一些情況。經過初步研究，崔可夫認為，中國武裝力量在總數上超過日本，在裝備方面也開始不斷改善，中國的抗戰可以取得勝利，隨後還可以對日軍發動主動進攻，但是，崔可夫萬萬沒有想到，早在他尚未來華，蔣介石就提出了一個從整體上逐步限制和消滅八路軍及新四軍的方案，即所謂「中央提示案」。它規定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全部開赴黃河以北之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地區，使其集中於貧瘠的「三北」地區，處於國民黨軍和日軍的夾擊之下。

　　1940年10月9日，何應欽、白崇禧發出「皓電」，要求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一個月內全部撤至黃河以北，由50萬人縮編為10萬人，並企圖趁其轉移之機加以圍殲。

　　11月9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發出「佳電」，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的荒謬命令和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誣衊，並表示，為了顧全團結抗戰的大局，可以將皖南新四軍移至長江以北。

　　1941年1月6日，也就是崔可夫抵達重慶後的第六天，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餘人北移至涇縣境內的丕嶺一帶時，突遭國民黨軍7個師、8萬餘人的包圍襲擊。新四軍被迫抗擊，奮戰7晝夜，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或被俘。

　　17日，蔣介石反誣新四軍為「叛軍」，宣佈取消其番號，並聲稱要將新四軍軍長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由於蔣介石對駐華的軍事顧問嚴格保密，事件發生前，崔可夫對蔣介石的這一卑劣行徑一無所知。事件發生後，為了探明情況，崔可夫與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緊急會晤。周恩來、葉劍英明確告訴崔可夫，蔣介石不去打日本人，而是利用他是中國抗日武裝力量總司令的權力，千方百計使共產黨軍隊處於日本人的打擊之下，並經常命令共產黨的部隊承擔無法完成的任務，而且不給予任何支援，企圖剿滅共產黨的武裝，消除它在全國的影響。「在蔣介石看來，他的頭號敵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周恩來憤然地對崔可夫說。

　　崔可夫從周恩來那裡獲得準確消息後，心情驟然沉重起來。他深深感到，形勢對他來說更為複雜、嚴峻了。在他艱難的生活歷程中，他同窮凶極惡的帝國主義干涉者和白匪軍作過戰，但是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面對敵軍的進攻，同一條戰壕的友軍會向自己人開火……他同情中國共產黨，但是，蘇聯對華政策的重點放在國民黨身上，認為中國抗戰的希望在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身上。在對華政策方面，不僅將援華物資悉數交給國民黨，就是在這大是大非的關頭，也因擔心「可能再次使我們的關係產生麻煩」，儘量避免刺激蔣介石，不敢公開宣佈支持共產黨，而僅僅是通過私人拜會形式對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以阻止內戰的爆發。

　　第二天，崔可夫以新任駐華武官的身份拜會了國防部長兼中國武裝力量總司令何應欽。崔可夫知道，正是何應欽簽署了剿滅新四軍的命令，為了進一步探明事實真相，崔可夫決定採取迂回戰術，智取這位在蔣介石周圍的軍閥中素以通曉軍事、足智多謀聞名的反共人物。

　　何應欽見崔可夫來訪，急忙下階來迎，握著崔可夫碩大的手，他殷勤地歡迎道：「歡迎歡迎！我們偉大的盟友！」入座後，何應欽堆著笑臉，對崔可夫說：「請讓我代表蔣委員長和我國政府，向偉大的蘇聯政府、蘇聯人民，也向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元帥本人表示感謝！感謝你們對中國的軍火援助，也感謝你們派來的軍事顧問和顧問們的工作……」崔可夫耐著性子聽完何應欽的一大堆恭維話後，稍加寒暄，就單刀直入地問何應欽：在和新四軍的衝突中，是否使用了蘇聯提供的武器？何應欽知道紙包不住火，於是告訴崔可夫，在這場衝突中，沒有使用任何蘇聯提供的武器進攻新四軍。這佯，崔可夫不露痕跡地從一個國民黨要員口中證實了國民黨軍隊進攻新四軍的事實。接著，崔可夫又步步緊逼，拋出了第二個問題：

　　「對這些交戰，我該怎樣向莫斯科彙報？」何應欽將早已準備好的答辭背給崔可夫聽，他狡辯說：國民黨軍隊之所以進攻新四軍，是因為新四軍沒有執行蔣委員長的命令，應該予以嚴懲。

　　崔可夫對何應欽這種蠻不講理、胡編亂造的態度簡直忍無可忍，怒火中燒，但他仍平靜地質問何應欽：「假定新四軍軍部由於這樣或那樣軍事上的原因沒有執行命令，在這種情況下，最高司令部通常採取什麼作法呢？它可以免去軍長的職務，把他交付軍事法庭判決或給予紀律處分。但是，不應向自己的軍隊開戰，不應該向普通軍官和士兵開槍，因為他們對指揮部的錯誤無論如何是沒有責任的。」崔可夫緊盯著這位下屠殺令的軍政長官，接著說：

　　中國現在正在同侵略者打仗，為了贏得這場戰爭，人民應該團結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殺自己的士兵和軍官呢？大敵當前，政府同人民發生任何武裝衝突都是咄咄怪事。內戰有害於反侵略戰爭，因為蘇聯人民和紅軍難以理解，為什麼中國軍隊不抗擊共同的敵人——日本侵略者，而開始互相殘殺。

　　第二天，崔可夫又拜會了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以及其他國民黨政府官員，他一再重申：內戰有害於反侵略鬥爭，只有人民的團結加上友好國家的援助才能制止侵略，同時他還暗示，內戰將可能導致蘇方停止援助。

　　1941年1月25日，蘇駐華大使潘友新正式拜會了蔣介石，蔣介石仍把罪責推到新四軍指揮員身上，說新四軍不服從他的命令，不承認最高統帥，破壞了國共協定。潘友新指出：在與外敵鬥爭的情況下，不是爭論誰是誰非的時候，而是要拿出政治家的決心，表現出政治責任感來，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和平解決內部衝突。並且提請蔣介石注意，進攻新四軍將削弱中國的軍事力量，這只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滅亡。

　　採取這一系列行動後，崔可夫開始關注的問題，是蔣介石會不會進一步惡化同共產黨的關係？會不會同日本侵略者勾結？中國共產黨能不能以大局為重，維護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皖南事變引起中國共產黨及各階層人士的極大憤慨，中共中央深明大義，顧全大局，在軍事上始終保持克制態度，未採取任何報復行動，採取「政治攻勢，軍事守勢」的方針，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使國民黨頑固派成為眾矢之的。蔣介石集團陷入空前孤立，不得不改弦更張，暫時收斂起反共的氣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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