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爾(87)_學達書庫

八七

　　李向杜勒斯提出保證，雖然南朝鮮不同停戰發生關係，但是南朝鮮政府將遵守停戰，以便「給聯合國一個通過政治協議來統一朝鮮的機會」。杜勒斯在7月17日對內閣說，由於羅伯遜「耐心而堅定」地同李承晚進行交涉的結果，羅伯遜的任務完成了。

　　1953年7月26日下午9時38分（美國時間），白宮接到板門店關於朝鮮停戰協議簽字的消息。艾森豪威爾準備在10點鐘發表廣播講話。他坐在廣播室內維多利亞女王贈給白宮的那張雕花橡木大寫字臺前等候廣播的時候，一個攝影記者問道：「你有些什麼感想？」

　　艾森豪威爾微笑著答道：「戰爭過去了，我希望我的兒子不久就能回家來。」

　　他對美國聽眾的演說並不長，他表示對戰鬥和傷亡的結束非常高興。他說，射擊已經停止，這是他以「感恩的祈禱」由衷地歡迎的一件事。然而，他仍認為，有必要提醒美國人民，「我們僅在一個戰場上贏得了停戰——而不是世界和平。我們現在不能放鬆警惕，也不能停止我們對和平的追求」。

　　他引用林肯的話來結束他這次低調的演說：「不與人交惡，而與人為善。」

　　對此，美國政治評論家約瑟夫·格登指出：「朝鮮戰爭，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軍事和外交戰略的轉折點，它標誌美國第一次試圖通過訴諸武力來阻止共產主義軍事擴張的冒險行動，而且是這類冒險行動的漫漫長路上的第一步。果不其然，就在朝鮮戰爭剛開始兩個月，美國就給在印度支那的法國人送去了第一批軍事援助，以資助其與當地的起義者作戰，後來這場起義演變成了越南戰爭。無論結果如何，美國在以後的十年中，把國家的資源，加上聲望名譽，越來越多地投到東南亞、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為了保持這種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裡，也要消耗美國聯邦政府年度預算的一半，並使美國的無數兒子在世界最遙遠的地方枕戈待旦。」

　　「在美國不甚愉快的經歷中，朝鮮戰爭算是其中的一個。」約瑟夫·格登進一步寫道，「當它結束之後，大多數美國人都急於把它從記憶的罅隙中輕輕抹掉。出於某一原因，朝鮮戰爭是美國第一次沒有凱旋班師的戰爭。美國使朝鮮處於僵待狀態，同共產黨中國這個龐大而落後的亞洲國家打成了平手。儘管美國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國則以人海戰術和對國際政治巧妙的縱橫捭闔，制服了美國現代化的軍事力量。」

　　朝鮮戰爭，美國遭到了慘敗，被迫簽訂了停戰協定。但是，美國政府是否接受教訓？欲知艾森豪威爾今後對外政策動向，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章　艾森豪威爾主義

　　第三世界大造反，解放運動火連天；
　　艾克政府害了怕，千方百計搞欺騙。

　　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並沒有接受失敗的教訓，而是打著對不發達國家進行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的幌子，大肆進行侵略擴張，填補所謂「政治真空地帶」。正如中東地區一些公眾輿論所指出的：「艾森豪威爾主義是一個奴役新近走上獨立發展道路國家的人民的大規模計劃，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義，是一種新的侵略工具。」

　　艾森豪威爾在他的連任總統的就職典禮上驚呼：「新興力量和新興國家在全世界崛起進行鬥爭。從北非的沙漠到南太平洋的島嶼，1/3的人類進入了一場爭取新的自由——擺脫極度貧困的歷史性鬥爭。」尤其是蘇伊士事件使艾森豪威爾慘痛地認識到，第三世界對美國的重要性。他告訴美國同仁說：「沒有人能獨自生存，如果第三世界的生活條件得不到改善，它就要變成共產黨。如果其他國家不繁榮，美國的繁榮甚至也不能維持下去。」他要求民主黨和共和黨必須正視現實，採取適應當前鬥爭的新的對外政策。艾森豪威爾最關心的是，如果第三世界「赤化」，西方將得不到原料，美國的經濟也將受到嚴重的削弱和影響。

　　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佈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這一舉動，在西方世界引起了震驚。為了對埃及進行報復，三個西方帝國主義大國英國、法國和美國，拋開它們之間的矛盾而糾合起來了。美國統治集團認為，埃及把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這是對整個西方世界的挑戰，是對搖搖欲墜的殖民主義體系的又一次打擊。資產階級報刊議論說，誰能擔保其他國家不會仿效埃及，誰能擔保整個殖民主義體系的環節不會發生「連鎖反應」？

　　而這種反應按美國著名政治評論家華爾特·李普曼的說法，將使「整個殖民主義體系徹底崩潰」。《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撰文說：埃及的例子「會推動其他有可能抓住現今世界自由貿易的孔道的小國也採取這樣的行動。例如，敘利亞和約旦就可能會要求中斷經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到地中海的石油管輸油的權利。西班牙就可能會要求封閉直布羅陀海峽的權利，而巴拿馬就可能會考慮為什麼它不能封閉巴拿馬運河。這會帶來數不清的災禍」。

　　由此可見，孤注一擲的不僅是處於英法兩國控制下的蘇伊士運河的前途問題，而且也是近東一切帝國主義勢力的前途問題。《紐約時報》在1956年10月露骨地寫道：「英國失去什麼，我們也就失去什麼。英國並不僅僅是我們主要的盟國。它和我們分享著近東豐富無比的石油財富的主要部分。」

　　《紐約先驅論壇報》在1956年8月7日寫道：「蘇伊士仍舊是西方在中東的威力和影響的標誌。」英法兩國的報刊也這樣寫著。法國《世界報》指出：「蘇伊士運河……這是個標誌。一旦這個標誌倒塌，那麼堤壩就將潰決……國有化將一個跟著一個接踵而至。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將遭到破產……這就是對西方威望的最後一擊。」

　　就在西方報刊厚顏無恥地把運河稱為「西方的標誌」的同時，埃及納賽爾總統在8月12日廣播說：「蘇伊士運河標誌著帝國主義，標誌著外國的勢力，而埃及正是為反對這一點而鬥爭的。」

　　在西方列強對埃及所採取的這種恐嚇和威脅的政策中，發起者是美國。

　　一切指望用威脅迫使埃及放棄自己的主權並取消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的計劃，都是在華盛頓制定的。美國國務卿8月16日至23日，在關於蘇伊士運河問題的倫敦會議上，提出的所謂「杜勒斯計劃」，其實質在於禁止埃及管理運河並把運河永遠交歸某種國際機構管理。其目的是恢復近東殖民主義秩序的穩固，為衝突製造藉口。「杜勒斯計劃」遭到埃及的反對，納賽爾說：「對蘇伊士運河的國際管制，這是一種新式的帝國主義，集體的帝國主義。」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