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51)

一五一

　　1977年初，事情已不容再拖，這兩份申請最終沒有被批准。拒絕鮑林這個項目的部分理由是：評審人認為，對照試驗很難做，治療的方法也過於籠統，無法重複做試驗。兩個項目都被認為有不切實際的毛病：一個小小的研究所，管理和資金都很成問題，充其量也只有四名研究者，其中還包括鮑林，竟然要求提供800萬美元的資助，胃口也實在太大了。

　　申請資助遭到有關方面的拒絕，本身就成了新聞。「鮑林和其他上了年紀的科學家一樣，根本不想再等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項目規劃人約翰·卡爾貝勒解釋說。「他不想按一定的規章辦事——科學研究也得一步一步來——而在他年輕的時候可不是這樣。」森特一哲爾吉也曾要求國家癌症研究所資助他研究維生素Ｃ對健康的益處，卡爾貝勒對他也沒有客氣一點。「我本人是想給鮑林或森特一哲爾吉鈔票的，但我就是不願意資助那些元老派人物，」他說，「而且他們連一份可供審核的申請書都不願送上來。」

　　鮑林作出了反應。他給國會幾十名議員寄去了項目建議書的抄件，並附上了一封信，說明申請遭到拒絕的情況。在這些議員中，就有特德·肯尼迪、喬治·麥戈文以及眾議院負責衛生和營養的幾個小組委員會主任。他和魯濱遜還與一位律師進行了接觸，詢問能不能控告國家癌症研究所的不公正行為。律師的諮詢意見是，在法律上，美國人無權迫使他人一定要滿足自己資助的要求，因此，他們控告一個聯邦的機構，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不過，鮑林的活動至少對一個重要人物開始產生一定的影響，他就是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文松·德維塔。「我的看法是，用抗壞血酸來防治癌症，很可能成為在最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裡在癌症研究方面最為重要的發現。在過去的四年裡，我對這一意見愈來愈深信不疑了，」鮑林在1977年初給德維塔的信中這樣說。剛開始的時候，德維塔與大多數同行一樣，對維生素Ｃ的價值根本就沒有重視，他本人的基點就一直集中在癌症的藥物冶療上。此時，這位所長心裡想，認真地作一次臨床對照性試驗，也許能一勞永逸地把這個問題解決掉。「鮑林博士開始與我在私下裡接觸，」他這樣回憶道。「他兩度寫信給我，並且親自來看望我。他使我相信，他得到的數據很有啟發性……鮑林博士是一位很有說服力的人。」

　　在勸說國家癌症研究所對維生素Ｃ作一次試驗的過程中，公眾輿論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德維塔親自指揮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征服癌症的戰爭」，聯邦政府為這場運動已經撥出了幾億美元的資金。但是根據一些人的批評意見，他取得的成果卻不多。正如鮑林不無得意地指出的那樣，多年來，最普通也是最難治癒的癌症死亡率並無明顯的下降。德維塔心裡明白，要是他繼續對鮑林採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態度，那麼一些著名科學家公開施壓、國會遊說話動增強以及對國家癌症研究所進行攻擊等等情況就會繼續下去。

　　1977年3月，德維塔致函鮑林稱，他正在作出安排，對維生素Ｃ進行鮑林所要的那種試驗。試驗者將是一位無可指責的權威人士：查爾斯·莫特爾，梅奧醫學院腫瘤學教授，梅奧癌症綜合防治中心主任。4月，鮑林拜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商討如何進行有關的試驗。這將是一次雙育試驗，受試對象是相當數量的晚期癌症病人，並用大劑量維生素Ｃ。鮑林在致函莫特爾時強調受試者一定要是免疫系統未受過干擾的病人（也就是先前未受化療或放療嚴重影響的病人），以保證維生素Ｃ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增強免疫系統的能力，只要病人不死，就一定要堅持運用維生素Ｃ的治療方法。之所以要強調這最後一點，原因在於避免卡梅隆等人所觀察到的那種反彈效應，也就是突然中斷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時，癌症患者的血壓不但不會逐漸恢復正常，反而會大幅度下降。鮑林非常擔心這種反彈效應會奪走停服維生素Ｃ的病人的生命。莫特爾似乎對他的建議持歡迎態度。根據預定規劃，梅奧的試驗研究將在這一年晚些時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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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鮑林夫婦的時間大致分成了相等的兩部分，一部分在帕羅·阿爾托大蘇爾牧場度過，另一部分則用於外出旅行。1977年夏季，鮑林和愛娃前往愛爾蘭訪問，在那裡，他被選為一次環境學會議的名譽主席（他仍不斷地發表一些言辭激烈的聲明，指出人口增長過快、核武器、環境惡化等造成的危險）；在瑞士參加了一次諾貝爾獎得主的會議；又到倫敦看望了彼得，並與英國科學家談論維生素Ｃ和癌症的關係，最後又再次去萊波谷醫院拜訪了卡梅隆。鮑林曾費盡心機勸說他這位蘇格蘭同行加入他在加利福尼亞的研究工作的行列，但卡梅隆又一次謝絕了他的邀請。

　　鮑林回到研究所以後，事情仍像往常一樣處於動盪不定的狀態。《新科學家》雜誌在1977年夏曾刊登過一篇調查報告，給研究所描述了這樣一幅景象：各種各樣的研究設備淩亂不堪，向國家癌症研究所申請資助遭到拒絕，工作人員對魯濱遜的獨斷專行深表不滿，所辦的診所運行不到八個月就關門了，據說是診所主任就誰是負責人的問題上爭吵不休——而鮑林又不好意思進行干預和決斷。

　　另一方面，籌資問題倒逐漸有了眉目。研究所在如《巴龍》、《華爾街雜誌》等經濟刊物上發表了一些構思巧妙的廣告，開始收到成效：「一千隻患有惡性腫瘤的老鼠待售——每只138美元」是其中一則廣告的標題；「萊納斯·鮑林——1954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6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年因維生素Ｃ獲得諾貝爾獎」是另一則廣告的標題。研究所還雇傭了一家專業的直郵公司來幫助策劃募捐活動，例如，《預防》雜誌的讀者就成了募捐的對象。事實證明，這一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隨著大批捐款源源不斷流進，研究所的財務狀況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1977年，來自非官方的捐款就超過研究所收入的一半；第二年，直郵募捐活動進入高潮，這一比例達到了85％。單單在1978年流進的私人捐款差不多就有150萬美元。

　　這筆突如其來的財富，不但沒有使研究所穩定下來，反而使它分崩離析了。籌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希克斯，但是，他和魯濱遜一直相處得不好，因此，當魯濱遜在制訂規劃考慮如何使用這一筆錢的時候，兩個人鬧翻了。魯濱遜想，有了這麼大的一筆收入，為什麼不搬出這所租來的房子，在遠離加州南海灣地區選一個不那麼嘈雜的地方，造一幢自己的大樓呢？他開始與鮑林和研究所理事會商量，在俄勒岡買一塊土地——該州新近將某一天宣佈為「萊納斯·鮑林日」——然後再創立一個新的規模宏大的研究機構，專門開發萊納斯·鮑林牌藥物。根據魯濱遜的設想，這一機構將會成為薩爾克研究所或斯克裡普斯研究所的競爭對手。

　　他在俄勒岡州立大學南面幾英里的一個小山上找到了一塊風景優美、面積為兩千公頃的農業用地，並且與當地醫院的官員見了面，這些人似乎都贊成在醫療研究方面進行合作的意向。他還多次拜會了該州州長。雙方草簽了一份在資金方面誠心合作的協議。魯濱遜看到自己的前程突然明亮美好起來，他將成為一個受人仰慕的大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我們要建立像斯坦福大學那樣的一所名校，」魯濱遜說道。

　　但是，並非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夢想。那時，魯濱遜新婚燕爾，因而，去看望鮑林夫婦的次數急劇減少；在此之前，他們之間的關係一度甚為密切，魯濱遜幾乎稱得上是他們的另一個兒子，但是，這種關係近來卻開始冷淡起來。再說，他和鮑林在思想上也缺乏溝通。舉例來說，魯濱遜認為，鮑林希望進一步從研究所的日常事務中脫出身來，用更多的時問去大蘇爾牧場陪伴愛娃，寫寫理論文章，只是偶爾幾次來看看研究所的工作。魯濱遜有這種想法也不無道理，鮑林畢竟是76歲的人了，他讓各濱遜當研究所所長，正是因為他不想鑽在行政事務堆裡。因此，魯濱遜大權獨攬，頗感自在。研究所就是他的生命，而現在機會來了，一定要大幹一番。

　　但是，在他做夢在綠樹叢中建造一所新的斯坦福大學然而還未開始行動的時候，他在研究所搬家是否明智的問題上卻得不到一致的贊同。希克斯可不那麼急著要背井離鄉到俄勒岡去安家，他喜歡海灣地區，這個地方有大錢可賺，而且社會聯繫眾多，他仍想待在這裡。研究所許多工作人員電這樣想，其中有些人還是理事會的骨幹。

　　希克斯和一些理事會成員找到鮑林，反映魯濱遜當所長有許多缺點，不善於與人溝通思想，並且。談到了將研究所搬遷到俄勒岡州的看法。

　　鮑林感到非常惱火，然而又不想陷入是非之爭。他希望研究所的人自己把問題解決。1978年上半年，研究所內部不和達到高潮，他和愛娃外出旅行的興味卻更為濃厚——年初又到蘇格蘭跑了一趟，仍然試圖勸誘卡梅隆來美國；隨後又花了幾大時間到古巴一遊——他實在不想捲入研究所裡爭奪行政領導權的鬥爭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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