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49)

一四九

　　時間到了1974年年中，鮑林的聲望和他開張不久的研究所的財務狀況同時到達了最低點。也許是先前的麥卡錫時代在醫學界留下了陰魂，原來安排鮑林對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學生作一次關於維生素Ｃ的報告無端地被取消了。原因在於，作為報告會發起者的一個當地的癌症學會，對邀請鮑林作報告的學生們說，他們將不會支付有關的費用。分校校長認為，任何校外團體都無權決定本校學生聽講的內容，因此，他用學校的錢支付了鮑林這次訪問的費用。1974年，似乎是對鮑林作出的一個回答，美國為維生素Ｃ推薦的日攝入量從60毫克降低到45毫克。

　　這年春天，卡梅隆又有兩篇關於用維生素Ｃ治療癌症患者的論文，被美國的重要癌症刊物作退稿處理。主要的批評意見是，他沒有同時作一次雙盲試驗，而且在測定其療效時，用於對照組的類似病例是從醫院病史檔案中選來的——用醫學上的行話來說，這是「歷史性對照組」。他得到的結果還有一些不確定因素，因為他的大劑量藥方僅用在晚期病人的身上，而晚期病人有可能死於心力衰竭或腎功能障礙，這種情況也許與維生素Ｃ無關，然而會嚴重干擾統計的結果。鮑林和愛娃在6月份乘飛機抵達萊汶穀醫院，親自考察了卡梅隆是怎樣工作的，並且還幫助他修改了論文的手稿。鮑林從理論的角度強化了有關的論點，並且在手稿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就保證卡梅隆的發現能通過有關人員的審查，最後發表在《化學與生物學的相互影響》雜誌上。

　　這至少是一件好事，鮑林的研究所也有其需要。他和魯濱遜在向科研機構籌集資金用於維生素Ｃ與癌症問題的研究方面，並沒有取得多大的進展。由此帶來的財政危機已十分嚴重，他們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來維持有關的活動。顯然，是應當採取一些具體行動的時候了。

　　1974年7月，研究所的小型理事會決定作一些重大的變革。醫學科學機構也許不會資助他們的工作了，但是還有一個資金的來源：社會公眾。與醫生相比，公眾對鮑林關於維生素Ｃ的思想一直是比較支持的，他們可以直接呼籲公眾向研究所捐款。事實上，各種各樣負責癌症捐款的慈善機構這樣做已有幾十年了。如果募捐順利的話，那麼不但不必讓研究所關門，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擴大，開設一所小型的診所來進行直接的試驗。為了充分利用研究所最重要的資產，他們將它改了名，從中刪去了「分子矯正」這個詞。一方面，因為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攻擊而敗壞了這個名稱的聲譽；另一方面，不管怎麼說，使用這一個名稱，對一些可能的捐款人畢竟需要作很多解釋。從此以後，研究所的正式名稱為：「萊納斯·鮑林科學和醫學研究所」——這一名稱得到鮑林的認可，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在籌措資金問題上，將我的名字與研究所聯繫在一起，看來還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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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林對研究所的感情包含著多種的因素，一方面，為了使維生素Ｃ的研究走上正確的軌道，建立這麼一個機構是完全必要的；在另外一些方面，這也的確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就職位而言，他是研究所所長，但他不喜歡行政事務性工作，因此對日常出現的一個個問題採取了放任不管的態度。「我不想在無謂的細節上浪費掉時間，」有一次他對一位採訪的記者不無自豪地這樣說。「而且，我認為，這也是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一個秘訣。」他更喜歡將時間花費在旅行和談論科學問題和維生素Ｃ的講演上。他一直堅持對化學鍵和其他問題的研究，每年都要發表若干篇論文，餘下的時間則是與愛娃一起度過的。

　　此時，他比過去更加關心愛娃了。幾年來，愛娃的健康不時地成了他一塊心病；她在1967年下半年曾遭受一次小中風——這是一場令人可怕的經歷：午夜時分叫來一輛救護車將她送到聖地亞哥的醫院。不過她很快就痊癒了——隨後，在1972年，愛娃又接受了一次白內障切除的手術。在她眼睛生病期間，他倆在牧場度過了一段較長的時光。第二年，兩人又一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作了一次盼望已久的旅行。在此期間，他們訪問了那裡的公社，回國時帶回了許多手工製作的工具，都是友好的農民送給他們的禮物。

　　鮑林一直在外旅行，又喜歡與妻子待在一起，再加上研究所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這一切使魯濱遜清楚地意識到，一定要找一個對研究所日常事務更加有直接興趣的人來掌管工作了。對鮑林來說，研究所也許在自己的漫長生涯中是一種榮譽的標誌；但是對魯濱遜來說，研究所干係到自己長遠的前程，因而一定要有效地辦下去。「鮑林作為所長並未做任何事情，」魯濱遜說道。「我對他已經完全失望了，然而我又不知道怎樣鼓起勇氣對他說明這一點，因為我一直非常敬重他。不過，有一天，我對他說，『你瞧，幹嘛您不幹事？這使我們都感到很為難。』他看了我一眼，說，『嗯，幹嘛你不幹？你當所長吧。』就這樣，我成了研究所所長。」

　　這就是研究所辦事的方式。1975年夏天，魯濱遜當上了萊納斯·鮑林科學和醫學研究所所長兼經理，而鮑林木人則充當了一名普通理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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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的事實證明，魯濱遜也不是做這一工作合適的人選。鮑林繼續東奔西走地作關於維生素的講演，同時還接受了一些榮譽的稱號——1975年秋天，福特總統在白宮給他頒發了國家科學勳章，這是幾乎將近30年以前杜魯門給他頒獎以來，他第一次接受以總統名義授予的官方承認的榮譽。魯濱遜則勞累和奔波，力圖為研究所找到穩定的財源。鈔票就是不夠用。研究所工作人員已經很少，但大家的薪金都一減再減，魯濱遜和鮑林帶頭捐獻了自己的一部分工資。到這一年年底，鮑林就完全不領工資了。

　　然而這並沒有給工作人員帶來多大的快慰，再加上魯濱遜不善於行政事務的管理，形勢也就雪上加霜了。魯濱遜是一位優秀的實驗師，擅長於撰寫書面的報告和設計有關的實驗，但在管理方面並不是內行。此外，就本質而言，他在籌集資金方面的能力並不強，因為他在與潛在的捐款人打交道時缺乏必要的耐心，而且在面對面交談時，又沒有鮑林那種說服對方的本領。他很快發現自己擔任所長一點也不輕鬆，一半時間都花在來來去去的飛機上，身邊總帶著一隻公文箱，向人家要錢，而不是將時間花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我是實驗室裡最出色的人，」他在回憶中說道，「然而我又不待在實驗室裡。」

　　對於理查德·希克斯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他是舊金山迪恩·威特股票經紀公司董事長的行政助理，渾身上下一副光亮時髦的打扮。最近他有了跳槽的打算，意向是醫藥衛生方面的工作。有一次，鮑林向迪恩·威特公司董事會談論維生素與健康的關係，這也是希克斯第一次見到這位科學家。希克斯本人就熱中於維生素Ｃ。1975年下半年，他與鮑林和魯濱遜接觸，提出了一個幫助他們籌資的方案。他說，他們可以開展一個直接郵寄的運動，他本人願意出力，條件是，在他籌到的資金中，抽出15％作為對他的回報，他的職務是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這也是他對籌資能不能成功所作的估計。「他給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對企業界可謂是了如指掌，知道怎樣觀察和行動，他將會支付各方面的開支，15％的回報不算多，」魯濱遜說道，「這樣，我就可以回到實驗室幹我的事了。」希克斯在1976年3月1日就正式走馬上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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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在艱難的處境裡掙扎，鮑林則繼續為維生素Ｃ進行公開的戰鬥。《美國醫學協會》雜誌發表了一篇分析研究現狀的文章，認為維生素Ｃ在防治感冒方面的效果非常小。鮑林則就加拿大新近所作的一次雙盲試驗指出了其中的缺點，同時也強調它的重要性——他用滿意的口吻提到，進行這一研究的目的之一，原本是要否定他有關的思想——但事實表明，每天服用1克維生素Ｃ而患上感冒的人較少，患上感冒的程度也不那麼嚴重。《現代醫學》雜誌發表了一篇社論，責駡鮑林之類的科學家是「自欺欺人」，指責他們會首先提出一個未經證明的論點，然後要求他人證明這個論點是錯誤的。鮑林威脅要以誹謗他人名譽罪控告該刊，同時還為該刊起草了一份收回言論的聲明，要求在雜誌上刊登。這家雜誌的社論的確走得太遠了；編輯不得不正式道歉，說明自己未更認真地閱讀鮑林的書，然後幾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鮑林為他們草擬的收回言論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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