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48)

一四八

　　當鮑林轉到斯坦福大學時，魯濱遜竟然也跟著他同行，幫助他安裝日益複雜的用於尿樣分析的設備。他向聖地亞哥分校請了假，著實使他的導師們感到很驚訝。1972年初，鮑林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維生素Ｃ和癌症，魯濱遜感到鮑林交給他的建立在帕羅·阿爾托的小型臨時實驗室太小了——此時，已有16台氣體色譜分析儀，還有各種各樣的計算機設備——因此，他和鮑林要求斯坦福大學提供更大的場地。

　　校方不大想滿足他們的要求。再說，鮑林從來就不是一個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教師。儘管1972年聯邦調查局最終認定鮑林對國家安全不再是威脅——結束了這個機構對這位科學家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調查，將搜集到的材料整理成多達2500頁的檔案，得出結論說，最終未找到過硬的證據可以證明他曾是共產黨員——但鮑林繼續進行政治方面的活動。他攻擊尼克松總統所做的每一件事，從轟炸柬埔寨到他在巴基斯坦執行的政策，他接著還對記者說，尼克松應當服用維生素Ｃ；他用尖銳的言辭批評了斯坦福大學校方解雇了一名員工，這位員工曾發表演說，要求學校停止在軍事研究方面的投入；他還再三敦促斯坦福大學的學生起來反對越南的戰爭。

　　這已經是夠糟糕的了。但是，到了1966年，鮑林在維生素Ｃ問題上的執著達到了癡迷的程度。他和魯濱遜對一些精神病患者進行維生素配方的試驗，給他們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然後觀察他們尿液中維生素Ｃ的含量（其用意是，體內缺乏抗壞血酸，將會導致攝入量增加，因而排泄物中的含量就降低）。在好幾個月的時間裡，鮑林不斷要求醫學院的人幫助他測試維生素Ｃ在病人身上產生的作用。醫學界對鮑林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抨擊，使斯坦福大學的校方開始感到很尷尬。

　　鮑林要求將實驗室搬到一個更大的場所，遭到了校方的拒絕。他又提議為他和魯濱遜的研究工作新建一所中等規模的建築，學校撥出一部分資金，他本人再籌集一部分錢款。此時，校方開始認真起來了，他們提醒鮑林說，他已過了斯坦福大學為教授規定的退休年齡。最後，1972年年底，他們正式通知，建造新大樓是不可能的。

　　魯濱遜想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他和鮑林已經籌集到一筆資金。出資人名叫基恩·迪米克是一家製造氣體色譜分析儀的公司已經退休的老闆，同時也是熱心支持鮑林維生素思想的信徒。這筆資金一共是5萬美元，原本可以充當在斯坦福大學擬議建造的大樓自籌資金的一部分。為什麼不告訴斯坦福大學，事情到此為止了，迪米克的資金將在校外租一個地方用作實驗室？魯濱遜和鮑林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從根本上擺脫校方的干預，建立他們自己的研究所。

　　兩個人和迪米克一起商談這件事。1973年5月15日，他們正式宣佈，從此以後，他們將在門羅公園的一個新的研究機構裡進行他們的工作。這個地方離斯坦福大學有好幾英里遠，他們將其稱為「分子矯正醫學研究所」。

　　鮑林現在已經72歲了，但他還像年輕人一樣精力充沛地用全部身心投入了新近開始的事業。過了幾個月，他就辭去了斯坦福大學的職位。魯濱遜也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割斷了最後的聯繫。兩個人又開始向各方面尋求研究的資助。鮑林首先勸說他的朋友和同行參加研究所理事會——這是一種象徵性職位，這些頭面人物的名字將出現在信頭上，有利於提高研究所的身價，更便於籌集資金的工作——一共有30個人接受了這一名譽，其中包括克裡克、威爾金斯和另外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

　　迪米克的捐款已足夠支付研究所新大樓的租金，除此之外，鮑林和魯濱遜只有原來那一筆國家醫學研究所提供的用於尿樣分析的資金，因此，兩人不得不用自己的錢來支付工作人員的薪金和某些購買設備的費用。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兩個：一個是魯濱遜的尿樣分析的課題，另一個就是鮑林新近提議進行研究的維生素Ｃ。在魯濱遜方面，取得更多資助並沒有碰到多大的麻煩，但鮑林籌資的活動就不那麼成功了。

　　1973年3月，鮑林拜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鮑林和愛娃帶著卡梅隆在蘇格蘭最早給予治療的40名癌症患者的病歷，抵達貝塞斯達，並將其交給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十幾名官員查看。鮑林提議說，也許現在美國就應當進行一些對照試驗了。但是，這些官員在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後，聲稱必須首先在動物身上作試驗，如果表明這種治療方法是安全有效的，然後才能採取下一步行動。鮑林心裡想，這些醫學專家同樣是把維生素Ｃ當作一種藥物而不是當作一種營養品來看待的，儘管是這樣，他還是願意照他們的要求作分階段試驗。他迅速提出了申請，要求資助10萬美元在他新開的研究所裡對動物作試驗。但是，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評估人員對這一建議投了票，結果贊成票很少，資助一事未得到通過。鮑林後來根據評估人員指出的缺點進行了更改，並在1叨4年再次提出了申請，申請書照樣被退回。1975年和1976年又兩度申請，每一次都沒有結果。

　　1973年稍後，卡梅隆本人到美國旅行，順道和鮑林一起走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這也是兩個人的第一次見面。然而，兩個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無所獲。國家癌症研究所學者們的態度與其他醫生們的態度如出一轍：在一家蘇格蘭小醫院裡偶然出現的幾個病例，還不足以證明可以得到大規模研究的資助。卡梅隆在給鮑林的信中讀到了他從國家癌症研究所那裡得到的印象。他寫道，在貝塞斯達，醫生們使用著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和外科手術等手段，他考察了這些「的確使人失望」的辦法，「我真不清楚他們到底得到了怎樣的結果，這些方法毫無疑問會造成許多細胞變異的現象，病人也隨之承受了許多痛苦。」

　　1973年夏天，鮑林遭受到另一次挫折。美國精神病協會的課題攻關組發表了一份篇幅很長的報告，批駁了分子矯正精神病學的概念。文中還特別提到霍弗和奧斯蒙德提出的思想。說他們的理論基礎「是很不牢靠的」，他們的實驗結果缺乏普遍性，試驗的時間也太短，因而無法提供充分的資料，他們公佈結果的方式也是「可以探討的」。鮑林給美國精神病協會的雜誌寫了一封信，激烈地反駁了這份報告所作的攻擊，他譴責了攻關組成員有很深的偏見，他們的報告對一些重要的研究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對於我在1968年論文中提出的矯正分子精神病學的一般理論，對於抗壞血酸價值所作的具體的論證，這份報告既不作介紹，也未作鄭重其事的討論，」他這樣寫道；因此，他接下去說道，這一報告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然而，等到他這篇文章在第二年見諸報刊時，攻關組報告已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一些醫學界人士再次發表了看法；人們再次得到這樣的印象，即跑林關於分子矯正的思想純粹是胡說八道。

　　「我應當說，要理解醫生實在太難了，」鮑林對一位記者說。「他們習慣於接受人家的說法……他們只相信權威。顯然，他們難以理解世界在發生變化。」

　　1973年夏天，為了促使人們注意維生素Ｃ和癌症的關係，鮑林和卡梅隆又嘗試了另一種做法。他們避開了卡梅隆難以證明的透明質酸酶理論，強調維生素Ｃ是一種免疫反應的增強劑，有助於緩解藥物治療和放射治療帶來的副作用——可以作為現行癌症治療方法的輔助手段，而不是從根本上取代這些方法。這是非常高明的一步，對治療和研究癌症的機構不那麼具有威脅性，而且更加有實驗事實作基礎。事實上，人們已經觀察到，維生素Ｃ有助於改進吞噬細胞的功能，也就是提高白血球在抵禦癌症的過程中發揮的免疫力。

　　但是，這為時已晚。此時，鮑林幾乎已經被醫學界完全置於孤立無援的地位。雖然他繼續在通俗刊物而不是在學術雜誌上為自己辯護，甚至願意在諸如《國民調查》和《午夜》那樣的馬路小報上，發表記者撰寫的訪談錄。現在他說的是，適當使用維生素的最佳劑量，並少吃食糖和禁煙，就可以延長美國人的平均壽命20年左右。他本人每天服用的維生素Ｃ劑量則已增至6克。在醫生們的心目中，鮑林顯得愈來愈尖刻，甚至到了可悲的地步。他們一致認為，這樣一位偉人墮落為一個江湖騙子，實在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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