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47)

一四七

　　鮑林回信勸說這位同行堅持自己的努力。「據我所知，您在治療癌症方面需要攻克的將是最為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問題，」他在給卡梅隆的信中這樣說。「首先，最為關鍵的是要進行透徹的研究來弄清楚抗壞血酸的價值。」關於這一令人激動的新理論，也應當寫一點東西正式發表。他致函卡梅隆說，最好的辦法是對身患晚期癌症的病人進行雙盲試驗，讓其中一些人服維生素Ｃ，另一些人則服安慰劑。但是，卡梅隆拒絕了這一建議。雖然有少數病人死亡，但是接受維生素Ｃ療法的其他病人，無論是他原先的支持者，還是後來新列入這一名單的人，病情仍比預料的要好。他感到，只給這些已到癌症晚期的病人服用維生素Ｃ，不採取任何其他的措施，這是有損于道德的事。

　　鮑林心裡想，即使不進行雙育試驗，也有足夠的東西可以發表了。他認為，為了促使人們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應當將卡梅隆在維生素Ｃ與癌症問題上所作研究的結果儘快地公之於眾。

　　鮑林幫助卡梅隆整理和提煉了關於透明質酸酶的理論，全面回顧了他在治療癌症患者的過程中取得的成績，並著文在美國發表。兩個人決定聯名向《國家科學院學報》投稿。這家刊物是發表這篇論文的最理想的場所，不但是因為該刊發表文章的速度比大多數刊物來得快，而且是因為這樣做決沒有退稿之虞。該刊長久以來遵循的方針是，如果某人有資格進入國家科學院，那麼此人撰寫的文章就可以不經同行審稿而直接發表。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只有兩三篇院士的投稿未被錄用，那是因為它們直接地攻擊了其他國家科學院院士的工作——這被認為是缺乏君子風度的事——還有一篇沒有完全成稿的論文是例外，因為投稿的院士新近因中風病倒了。除此之外，院士投送的稿件全都刊登了出來，

　　因此，幾個星期以後，鮑林收到《國家科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約翰·埃德塞爾的來函，通知他這篇關於癌症的論文不予錄用的消息，他被驚呆了。埃德塞爾寫道，決定是在編輯部的一次會議上經過激烈辯論之後作出的，大家認為，在諸如癌症治療這樣一個頗有爭議的領域裡，提倡某種治療方法的論文，屬醫學雜誌刊登的範圍，在那裡可以得到更加適當的評價。埃德塞爾本人是作出這一決定的關鍵因素。他認識鮑林已有四十年，對他一直是非常尊敬的——事實上，在1952年英國皇家學會的會議上，正是埃德塞爾為鮑林的阿爾法螺旋進行了辯護——但是，他也是一位醫生的兒子，他父親對他的影響很深，教育他在使用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前，務必要不厭其煩地對其療效進行透徹的檢驗。他從鮑林和卡梅隆的論文中沒有看到這種負責的態度。「這是一個令人煩惱而又深感痛苦的決定，」埃德塞爾後來回憶起這件事情時說道。

　　這也是沒有先例的事。「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鮑林在聽到上述消息後，在給卡梅隆的信中這樣說。「要將這篇論文在美國發表，我已無計可施了。我從來就沒有在醫學刊物上發表過任何東西，因此心裡一點把握也沒有。」最後，鮑林和卡梅隆對論文作了小的修改，對維生素Ｃ用於臨床的建議作了低調的處理，然後又再次向《國家科學院學報》投寄。但是稿件再次被退回，這一次還得到了科學院理事會的支持。與此同時，《國家科學院學報》異乎尋常地退稿的消息在科學界傳開了，《科學》雜誌在8月初對這一爭論又進行了全面的報道，因此引起了全國範圍內廣泛的注意。這件事進一步造成了這樣的印象，就是鮑林在熱情地鼓吹使用維生素Ｃ的時候，完全喪失了科學的目光，否則的話，從不退稿的科學院學報怎麼會拒絕刊登他的論文呢？

　　在最近發生爭論的這一事件中，唯一的好消息來自一家專門供癌症醫生閱讀的雜誌——《腫瘤學》，該刊的一位持同情態度的編輯主動提出要刊登這一篇文章，鮑林和卡梅隆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這一風波似乎並沒有使鮑林的熱情冷下來。卡梅隆仍不斷發現，維生素Ｃ對晚期癌症病人有延長生命、減輕疼痛、增強體力的效果。維生素Ｃ提高了他們生活的質量。甚至少數病例還顯示了更好的療效，病人在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後，癌腫完全消失了。聽到這類趣聞式的報告，鮑林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他又繼續搜尋一些以前發表過的報道，說明抗壞血酸療法在醫治其他疾病時也有一定的療效。現在，他更加確信，大劑量維生素Ｃ「幾乎對每一種病症」都可能有其一定的價值，這也是他寫信給卡梅降時表達的意思。「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靈丹妙藥，」他又補充道，這不是包治百病的特效藥，但是選擇最佳的劑量，將有助於增強人體的組織結構和免疫系統，從而有可能戰勝疾病或緩解其症狀。這是一種價值很高的分子矯正型的治療方法，它有助於克服體內遺傳性缺乏抗壞血酸的現象。對患有維生素Ｃ饑餓症的動物來說，維生素Ｃ是一種補品。

　　鮑林相信維生素Ｃ是有效的。現在他要做的事是進行研究來證明這一點。

　　§研究所

　　在1960年左右，阿特·魯濱遜還是加州理工學院一名年輕有為的一年級新生，學的是普通化學。那時，該班的上課教師是尤格·華塞，但魯濱遜有時也看到鮑林應邀來為學生講課。大家對鮑林的一些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聲很大，一直與美國政府作鬥爭。此時此刻，鮑林大步走進教室，高高的個子，挺直的腰杆，一副堂吉訶德式化學家的模樣，後面跟著他的潘沙①——華塞，上氣不接下氣地扛著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鮑林成了一個傳奇式人物。一天，他們知道鮑林來講課，有人就在講臺後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寫下了這樣的字句：「鮑林是上帝，華塞是他派到塵世的先知。」

　　①堂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所著小說《堂吉訶德》中的主人公，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潘沙則是他腑首貼耳、唯命是從的忠實侍從。

　　魯濱遜記得，鮑林看到了這句話，停頓了一會，就把「華塞是他派到塵世的先知」這幾個字擦去了，然後又繼續講他的課。

　　在場每一個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魯濱遜得到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兩年以後，他找到機會在鮑林手下從事麻醉這一課題的研究時，他高興得跳了起來。這位年輕人雖然還只是一個研究生，但他已經顯示出在實驗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幫助鮑林進行了一次革新，用海水豐年蟲代替金魚來測定麻醉的作用。為此，他得以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並得到鮑林的青睞。

　　魯濱遜後來轉到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在物理學家馬丁·卡門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在卡門的記憶中，魯濱遜是他帶過的最聰明的研究生——正因為這一點，他在研究生院畢業時立即就被學校聘任為助理教授。也就是在這裡，他和鮑林又再次相逢，此時正值60年代末，鮑林來到聖地亞哥作短暫停留。在聖地亞哥分校，兩人談論起分子矯正醫學的精神分裂症問題，談論起跑林先前為尋找精神病的生化機理而對血液和尿樣進行篩選最終卻遭到失敗的原因。兩人構成了奇怪的組合：一個是年邁的理論家，另一個是年輕的實驗師。兩人的政治觀點正好是兩個極端。魯濱遜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薩斯休斯敦，自我標榜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的保守派」。

　　但是，科學超越了任何觀點的分歧。魯濱遜認為，在鮑林的精神分裂症課題中，自己懂得怎樣把問題的頭緒理清楚。可以採用一些非常靈敏的方法，輔之以色譜分析，對人尿那樣的生物學複雜混合物中各種化學成分進行分離和測定，並利用計算機貯存和比較從成百上千人身上測得的大量數據。魯濱遜很高興有機會與鮑林在一起工作，並且有志於進行有關的實驗，因此，他將自己研究的重點進行了調整，以適應鮑林研究的需要。兩個人在聖地亞哥分校的交往密切起來了。不久，魯濱遜將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改進測定各種疾病造成的生化改變的方法。鮑林和魯濱遜從國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得到了資助，專門用於精神分裂症尿樣分析的研究課題。魯濱遜的父母就在這段時間裡相繼故世，因此，他將鮑林夫婦看作為自己父母的替身，後來成了鮑林夫婦在大蘇爾牧場的常客，甚至聖誕節也是與他們在一起度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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