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43)

一四三

　　這一新理論的某些結果使鮑林感到特別興奮。這是一種重要的理論，錯不了。這種理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考察了大腦運行的最佳方式。不過，還有比這更加深刻的含義。這種理論為鮑林提供了一條回顧過去的途徑，在一定程度上還幫助他明白了生活中發生過的一些荒謬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他還記得，他母親貝莉生了嚴重的貧血症，逐漸傷害到大腦，最後終於被迫進了精神病醫院。她的大腦中產生了分子不平衡狀態。應用分子矯正療法將會有助於杜絕別人再發生這樣的事。

　　還不止這一些。分子矯正這一概念可以應用於人體。比方說，糖尿病就可以看作是一種需要進行分子矯正的疾病，讓病人體內自然產生適當數量的胰島素，這種病就可以得到治療。治療甲狀腺亢進，應當補充需要的碘。氟化水可以防止齲齒的發生。生命是一系列複雜的化學反應；人體就是發生這種反應的場所。如同任何別的化學反應一樣，人體內的化學反應也需要有適當數量的反應物、催化劑和生成物。鮑林很快就從分子矯正的角度，把他的理論從大腦活動推廣到人體健康所涉及的各個領域。

　　§聖地亞哥和斯坦福

　　為了驗證自己的理論，鮑林需要一個實驗的場所。有了實驗的設施，反過來也有利於他尋求必要的資助。聖巴巴拉無法向他提供這樣的條件，他只得將目光投向其他的地方。1967年夏天，機會終於來到了。新建和正在發展的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邀請鮑林擔任為期一年的化學和物理學訪問教授。化學系似乎有意向將其轉化為一種長期聘任的關係。鮑林向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請了假，愛娃在拉喬拉找到了住所。1967年9月，鮑林開始在聖地亞哥工作。

　　在一段時間中，他似乎又回到了輕鬆愉快的歲月。又有了一個實驗室——儘管很小，只有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時那個實驗室的幾分之一，但畢竟算是一個實驗室——又與一批科研人員為伍。他又能伴隨大學校曆的節奏開展工作了。

　　然而，事實證明，聖地亞哥與聖巴巴拉一樣，也非久留之地。鮑林好不容易湊到一筆研究資金，並且雇用了一名研究助理開始對某些問題進行研究時，他就得到消息說，長期聘用他的事又要泡湯了。至於理由嘛，仍然是政治。

　　鮑林對兩大政黨的越南政策很厭惡，因而批評的火力也更加猛烈。1967年，他加入和平和自由黨——該党提名參加總統競選的是布萊克·彭瑟，埃爾德裡奇·克利弗——並且使用了「實現民主社會學生聯合會」這個左翼組織特有的語言。鮑林從心底裡擁護這個組織的宗旨和策略，支持美國黑人爭取政治和經濟權利的鬥爭，號召持續不斷地進行強大的群眾性示威活動。此時，他還談到了要進行革命的問題。「我相信非暴力鬥爭，」他在1968年5月的一次反戰集會上說。「但是，當權者都相信暴力，相信武力手段——相信催淚彈、燃燒彈、警察武裝、空中轟炸、核武器、戰爭。只要當權者的自私心理不滅，我們關於未來革命應當採用非暴力方式的願望就有落空的危險。」

　　鮑林使用的語言愈來愈激烈，再次引起加州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們的注意。從他抵達聖地亞哥的時候起，就聽到傳聞，說加州大學有幾個校務委員早就看不慣鮑林，堅決反對任何一所分校長期聘用他。說來真不巧，鮑林在1968年2月慶祝了自己的67歲生日，正好是加州大學教授法定的退休年齡，因此，事情就更加困難了。鮑林此時身體很健康，思維也非常活躍，幾乎沒有考慮過要退休的事。但是，年齡還是成了再次聘用的障礙。與此同時，一項新的規定又開始生效，就是加州大學校務委員會取得了直接投票的權力，可以否決任何一個人到了退休年齡而要當作例外情況處理的提議。鮑林心裡很清楚，這些校務委員無論如何不會放過他。他在聖地亞哥分校的前途未蔔，因此要取得研究資助就很渺茫了。沒有資助，在學校裡就難以得到科研的成果，到達退休年齡再要求續聘就更沒有理由了。

　　經過幾個月的遲疑不決和內部的爭鬥，1968年秋季學期開始前幾個星期，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終於決定再聘用鮑林一年。事情已非常明顯，再要超過一年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鮑林開始另謀出路了。他的老朋友比德爾曾經主動要求他去芝加哥大學任教，他也曾考慮過接受這一邀請，但最後還是謝絕了，他的家在加利福尼亞州。

　　他終於作出了決定。1969年2月，鮑林正式宣佈，他將在學年結束以後離開聖地亞哥。他說，他的目的地是斯坦福大學，他已接受該校的邀請，擔任化學系的顧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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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5月，成百上千名聖地亞哥分校的學生，聚集在學校體育館，哀掉一位伯克利分校的學生。在人民公園發生的一次衝突中，這名學生被警察開槍殺害了。集會上，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舉行罷課，讓學校關門。

　　有些教職工呼籲採取溫和克制的態度，此時，鮑林來到了會場。他那激昂慷慨的聲音，愛憎分明的態度，與他以前在反對核試驗發表演說時完全一樣。他對與會的學生們說，伯克利槍殺事件是美國式軍國主義、經濟剝削和無視人權的又一實例，這類現象在越南還在不斷地上演。「罷工和罷課是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表達自己反對壓迫和剝削的一種方式，」他厲聲說道，所用的言辭也愈來愈激烈。「在整個加利福尼亞大學，每一個人，每一位同學，每一位老師，每一位職工，都應當站出來，與伯克利事件所顯示的不道德的非正義行徑作鬥爭。」

　　這也算是他向加州大學校務委員們說聲再見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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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許多方面，斯坦福大學的情況要好得多。不說別的事，帕羅·阿爾托離開他的大蘇爾牧場就要近得多。他和愛娃頻繁地往返兩地之間就不再那麼費事了。化學系的老師對他的加盟也感到非常高興。在私立學校裡，退休年齡不再是一個問題，他再也碰不到與校務委員們磨擦的麻煩。再說，舊金山地區的政治氣候還是比較平和的。

　　但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鮑林不得不與他人達成一筆交易，就是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一半的錢，再加上得到的全部資助，用來支付有關人員的工資。一年之後，工資就根本沒有保證了。僅有的實驗場地又很小，而且與化學系主樓是分開的。

　　鮑林心裡想，關於分子矯正的項目一旦能得到資助，情況就會有好轉。他和愛娃在帕多拉谷地，離校園5英里的山區，找到了一所外表樸實但還算比較舒適的房子，房子裡有一座用石塊建造起來的大火爐，配上用天然木料製成的家具，一切與他們在帕薩迪納的老房子還是比較相像的。

　　他想，這下他也許可以結束飄泊不定的歲月，真正安頓下來，在科研上做一點重要的工作了。

　　◎23　維生素Ｃ

　　§普通感冒的終結

　　鮑林對醫生並不討厭，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他們不怎麼尊重。

　　其中部分原因可追溯到50年代末。有一天，他在聖地亞哥醫學協會舉行的一次宴會上，談論分子型疾病的問題。在他發表演講的時候，有些醫生不時地談笑和碰杯，使他有一點惱火。隨後，他和愛娃出席了在一位協會官員家裡舉行的招待會，他在無意中聽到有人議論說，因為鮑林事先同意免費作講演，所以他們可以集資去請一位真正有本事的醫生下一個月來作一次演講了。鮑林夫婦倆感到這是對他們的輕慢，從中看到了醫學界人士心目中高低貴賤的標準。「無意中聽到這些議論後，我下定決心，自此之後，任何醫學團體要我去講話，如果我認為給我的津貼和酬金，與他們給醫生支付的相應酬謝不相稱，我就一定會拒絕這一類邀請，」他說道。

　　醫學界在金錢上的態度還是問題的一方面。在鮑林看來，有些情況下，醫生們並不真正懂得他們本人研究的成果所具的價值。這種現象促使鮑林決定就維生素Ｃ問題展開一場公開的討論。

　　60年代末，在一般情況下，鮑林對抗壞血酸及其作用一直採取沉默的態度，只是偶而談到這種物質與其他營養成分一起可以用來治療精神分裂症。但是，到了1969年下半年，鮑林感到斯通在理論上進行的論述是正確的，再加上自己在防治感冒方面成功的經歷，他開始就抗壞血酸與一般健康之間的關係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在對西奈山醫學院的醫生們所作的一次講演中提到，他本人運用維生素Ｃ來預防感冒，收到了成效。他的意見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後，收到了維克多·赫伯特博士寫來的一封「言辭非常尖銳」的來信。赫伯特是一位著名的臨床營養師，曾經幫助過制定維生素日薦量的美國標準。他在信中攻擊鮑林說，他用維生素Ｃ的所謂優點為江湖騙子提供了幫助和安慰。赫伯特質問鮑林：哪裡可以找到處於嚴密監控下臨床研究的資料，可以用來證明抗壞血酸的確對感冒具有防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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