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42)

一四二

　　斯通從1935年起就對維生素Ｃ發生了興趣。那時，他開始發表論文，並且取得了使用抗壞血酸（維生素Ｃ的學名）作為食品添加劑的專利。好幾年裡，他閱讀了一系列來自世界各地的報道，說明使用大劑量維生素Ｃ治療各種病毒性疾病，甚至用於心臟病和癌症，都能得到一定的療效。斯通和他的夫人都相信維生素Ｃ有助於健康，兩個人開始每天服用3克維生素Ｃ——這是政府建議日用量的許多倍。

　　由此產生的結果是，斯通的感覺好多了。不過，真正信服這一點是在發生了一次汽車交通事故以後的事。1960年，斯通夫婦驅車奔馳在南達科他州的公路上，迎面與一醉漢駕駛的卡車相撞，兩個人都差點送了命。然而，斯通對鮑林說，他們兩人不但都活了下來，而且傷口異常迅速地癒合了。他將這歸功於他們在康復期內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的做法。

　　出院後，斯通打算向別人宣傳抗壞血酸的功效。他開始閱讀各方面的文獻和資料。他注意到，在哺乳動物中，只有與靈長目動物關係最密切的人和豚鼠無法在自己體內合成維生素Ｃ，因為體內沒有產生這種維生素所需要的酶。因此，人一定要通過飲食攝取這種維生素。缺乏維生素Ｃ，就可能生壞血病，這種可怕的病曾經奪走過成千上萬海員的生命。還是一位英國醫生發現，食用酸橙汁或新鮮的柑橘，就可有效地防治這種病。為了預防壞血病，美國政府及時地規定了每天維生素Ｃ的最少攝入量。

　　但是，斯通認為，這是不夠的。壞血病不只是簡單的一種營養缺失症，而B也是人類共有的一種遺傳件缺陷，也就是先天性新陳代謝的缺陷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一種酶的喪失，使人類失去了體內合成某種所需物質的能力。對動物所作的研究表明，簡單地預防壞血病，尚難保持人體處於最為健康的狀態。只有另外一些哺乳動物，如老鼠，才具有良好的生化機制自身就能產生出抗壞血酸。實驗證明，一位經過體重調節達到150磅左右的成年人，每天攝入1.4克到4克維生素Ｃ，這大約相當於一隻老鼠自身體內產生的數量，才能保證人體自身的健康。斯通還相信，攝入量少於此數，就可能引起他所說的「慢性亞臨床壞血病」。

　　這是一種身體衰弱的狀態，處於這種狀態的人很容易生各種各樣的疾病。他在一篇論文中得出結論說：「這種遺傳性疾病的概念可以用來合理地解釋，為什麼能用大劑量抗壞血酸來治療壞血病和許多其他的疾病，從而為臨床研究打開了廣闊的天地，並且深入到目前尚未充分探索的領域。我們可以用大劑量抗壞血素來治療某些細菌性炎症、膠原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衰老症。」遺憾的是，已經有六家醫學雜誌拒絕刊登他這篇論文。

　　換言之，在斯通看來，眼用足量的維生素Ｃ來預防壞血病，與一個人用足夠的食物來填飽肚皮以免餓死是一樣的道理。要吃飯，要健壯，就要攝取更多的營養。他勸鮑林每天服用1.5克維生素Ｃ，這對預防傷風感冒之類的病毒性疾病有奇效。

　　「我並不相信這一點，」鮑林後來提到斯通的來信時說道。斯通畢竟不是醫生，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他也不是營養學家或專門研究醫學的學者。他是釀造工業界一位生物化學工作者。但是，斯通的理論框架——遺傳性變異造成維生素Ｃ缺失的思想——是與鮑林本人的思想一脈相承的。比德爾用鏈苞黴變異的概念表明，遺傳性變異可以導致像維生素和氨基酸那樣的營養成分的缺失，鮑林對比德爾的思想是深信不疑的。「我們今天需要的各種維生素都是千百萬年以前祖先生過的分子型疾病的見證，」鮑林在1962年就曾這樣寫過。要是在一兩年以前，他也許會把斯通的勸告當作喜歡異想天開的人寫來的信件付之一笑了事，但時至今天，他對精神分裂症的超大劑量維生素療法剛產生興趣，看來維生素Ｃ至少還是值得一試的。

　　他開始每天服用3克維生素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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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結果出現了。幾十年來，傷風感冒一直是鮑林的心腹之患。一旦患上感冒，就不是小毛病。身體極為衰弱，咳嗽多疾，往往要臥床一星期，許多情況下還會併發非常嚴重的鼻炎。感冒嚴重地影響到他的工作，迫使他推遲出訪的計劃，真使他苦不堪言。以前，他只有一種預防的辦法——每天針青黴素，從1948年開始，一直到60年代初，他斷斷續續地一直在用這一種方法。

　　接下來，就與維生素Ｃ有關了。他和愛娃開始按斯通的建議量服用維生素Ｃ。兩個人都感到比以前更有勁，精神也愈來愈好，而且不再患感冒了。四十年裡一直纏繞著鮑林的毛病突然得了醫治，這與科學文獻中寫出的結論一樣是一個有力的證據，鮑林成了維生素Ｃ的信仰者。

　　不過，他是一個不想大事聲張的信仰者。三年裡，他每天都服維生素Ｃ，從中得益，卻對其不置一言。這倒不是因為他從生化機理的角度對此不感興趣；事實上，在聖巴巴拉居住期間，他甚至開始測定自己小便中維生素Ｃ的含量——但是，他不相信抗壞血酸是一種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他只是希望把霍弗和奧斯蒙德的想法借用于對精神健康和維生素問題的研究。

　　鮑林此時正在研究和分析另一重大的理論，那是一項關於精神問題的宏大計劃，在未來的一年裡，這一計劃將要成為他施展想像力的主要陣地。霍弗和奧斯蒙德應用超大劑量維生素來醫治精神分裂症，對鮑林來說，這是促使他研究問題的「催化劑」，但其中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需要他考慮。經過多年的研究，鮑林開始認識到，人的大腦是一種分子一電子能激發的場所，它通過一種複雜的生化機制發送出種種信號，這一機制由代謝物提供必要的營養，其活動受到酶反應的支配，並以某種人們尚不清楚的方式加以協調和調節——根據鮑林從最先進的流行思想中得出的結論，這一切很可能是通過神經細胞相互聯繫的有利模式完成的。

　　鮑林的研究興趣集中在有關的生化機制上。他在探索大腦奧秘時所作的初步嘗試，十年以前對精神障礙和苯丙酮尿症患者進行的研究，其目標都集中在發現和界定酶缺失現象，因為這種現象可以用來解釋精神障礙的分子學原因。他所採用的工具局限於尿樣分析和血液分析，由於這類方法太粗糙，難以幫助他找到所希望的目標，因此，這一研究最後以失敗告終。如今，精神健康問題又再次成了他注意的中心，另一種至關重要的理論又在他的頭腦中醞釀起來了。他相信，利用這種理論就能夠解釋——就像他創造的其他重大的理論一樣——各種各樣模糊不清，有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現象。

　　如果說，人的大腦功能取決於某些分子（比如，酶、輔酶、替代物、生成物等等）的適當數量的話，那麼，大腦的最佳功能就很可能取決於在大腦中分子的某種類型的平衡，正如他後來所說，要有「合適數量的合適分子」。如果有一種重要的酶不夠活躍或失效了——苯丙酮尿症患者就屬這樣的情況——那麼整個機制就會陷入混亂的狀態。不過，要是有一種酶功能失調，我們就可以通過大量補充有關的物質來恢復平衡。這也許就是霍弗和奧斯蒙德用煙酸所做的事——在一種酶反應失調的情況下，大量運用一種替代物或輔助物使其回到正確的方向。

　　鮑林為自己的理論找到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新名稱——「分子矯正」精神病學，並且著手準備發表自己的思想。

　　「分子矯正精神病療法，就是通過給大腦提供最佳的分子環境，特別是提供體內正常狀態下各種元素的最佳濃度的溶液，對精神病治療的方法，」他在1967年春就這一理論撰著的第一篇論文中作出了這樣的解釋。採用不含蛋白質的食譜來治療苯丙團尿症，就是分子矯正療法的一例：其結果是降低了造成精神障礙的氨基酸濃度。霍弗和奧斯蒙德的超大劑量維生素Ｃ療法是分子矯正療法的又一個例子。還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人們還知道，種種不同的營養缺失症，其中包括諸如糙皮病和壞血病那樣的維生素缺乏症，可能導致各種各樣精神錯亂的症狀。「大腦和神經纖維的功能，與其他器官的功能相比，更加敏感地取決於化學反應的快慢，」鮑林寫道。「我認為，精神病多半是由反應速率失常引起的。一個人的遺傳結構和飲食，以及重要元素的分子濃度發生異常的變化，決定了這類反應的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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