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39)

一三九

　　諾貝爾獎帶來的熱鬧場面開始平靜下來。鮑林夫婦發現，聖巴巴拉是一個非常令人失望的地方。在洛杉磯，他們培養了一批自由派人士作他們的後盾，在此則一時還找不到那麼多的支持者；洛杉磯是一個特大型都會，而在這個孤城小鎮上，不免有些閉塞沉悶的感覺。「看來，這是一個相當偏僻的地方，」愛娃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我們十分想念所有的老朋友。」

　　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與鮑林原先的想像也不一樣。這一機構是福特基金會為共和黨創辦的，宗旨是「促進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規定的個人自由的原則」。為了實施這一比較含糊的綱領，該中心已經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會，推出了若干出版物，並且召開過幾次正式的會議。

　　換句話說，口頭上已經談論得很多了。鮑林之所以對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感興趣，原因就在於這一機構是由哈欽斯①領導的。哈欽斯原先是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一位受到鮑林尊敬的自由派重要人物。鮑林曾希望利用這一中心以及它那些智囊式人物，最終將各方面力量集結在一起，實現他多年來為之奮鬥的目標：在科學的基礎上建立起道德的體系，借助於這一體系，就像科學家回答自然界問題那樣，回答政治和社會方面的一個個問題。他本人就在筆記本中這樣寫道：「我所設想的戰略步驟是：（1）分析世界性問題；（2）確定一些基本的問題或瞭解遵循的原則；（3）討論這些原則並決定其取捨（決定採用的原則就將構成一種道德的體系）；（4）運用這一體系，一步一步地引出一系列定理，這類定理就是關於這個世界應當採用的結論。」

　　①哈欽斯（B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美國教育家，芝加哥大學校長（1929—l951），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員主席（1943—1977），批評美國教育過分專業化，力求保持西方教育傳統，捍衛藝術自由，反對教師作忠誠宣誓。

　　這是一種宏大、樂觀然而又過於天真的設想，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是永遠無望實現的。他們抵達聖巴巴拉後不久，愛娃就擔心丈夫將會發現這個中心「只是徒有虛名而已」。「哈欽斯是一位聰明機智的人，」她寫道，「但我認為他考慮問題還相當浮淺，他給人的形象是，只要人聰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辦到的。」

　　幾個月以後，鮑林開始同意妻子的看法。坐而論道本身沒有錯，但應當是為實現目標服務的。然而，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一輪又一輪的高談闊論，除了研討，還是研討。「我對研究中心的不滿意見是，」他說，「唯有連篇累犢的空談，不見可以採納的結論。」

　　鮑林除了從事政治活動外，還打算繼續作一些科研的工作。但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既無用於實驗的設施，又無資助科研的先例。鮑林在申請研究資助時，才開始認識到這一點是多麼重要。舉例來說，1964年，自然科學基金會遲遲不批鮑林要求資助的申請，理由就是他沒有實驗室；他屬研究中心，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考慮，根本掛不上鉤。自然科學基金會徵求奧本海默的意見，他回答說，鮑林人非常聰明，「但建議給予科研的資助，似乎就荒唐可笑了。」

　　於是，鮑林只能另找出路了。在一段時間裡，位於聖巴巴拉的加州大學分校似乎是一個合適的地方；他從前的一位學生弗雷德·沃爾，剛被任命為該校化學系主任。沃爾認為，能招幕到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到系裡工作，即使是兼職，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沃爾很快就提議讓鮑林在系裡擔任一個輔助性的職務，並且擬寫了一份自認為是例行公事式的推薦書，逐級上報校方審批。

　　沃爾萬萬沒有料到，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校長竟然否定了這一提議。沃爾在鮑林面前不無尷尬地說，看來，考慮到鮑林的政治活動，要讓他在聖巴巴拉分校謀事，可能會引來很大爭議。鮑林馬上寫信和打電話給加州大學總校校長克拉克·凱爾，請他決斷。沃爾記得，凱爾的幾位校董——也許，他們對鮑林當年在忠誠宣誓的爭議中在總校的作為仍然記憶猶新——聲稱，除非他們橫屍地面，他們才會讓鮑林在加州大學某一分校任教。這位總校校長就這樣把事情擱下了。

　　鮑林對沃爾說，從此之後，他絕對不會再踏進加州大學的校園。

　　聖巴巴拉的情況也不見得有多好。

　　不過，鮑林雖然成了聖巴巴拉的一位公民，但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1964年，他和愛娃又再次踏上和平的旅程，先後出訪墨西哥、英國、法國、德國和澳大利亞。此時，愛娃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和平運動人士，她一個人前往荷蘭海牙參加婦女和平大會。在機場，她耽擱了很長時間，當地一位官員對她說，「他們不歡迎遊行示威者，」因此不讓她入境。無奈之中，她只得打電話給留在美國的鮑林，鮑林又接通了在華盛頓的荷蘭使館的電話，對方弄清了情況，愛娃才得以入境。

　　在家裡，兩個人都忙得很，有許多事情要幹。鮑林花了很多時間從事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稱之為「三重革命」，得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支持。這是一項目標非常廣泛的建議，旨在改變美國社會，使之適應於在武器、自動化和人權等方面新近取得的進展。這一建議的主要內容有：保證所有美國人都享有不低於某一下限的工資，對高速公共交通、教育和低成本住房進行大規模投資，等等。這個建議公之於世後，有些人攻擊它是「左派人士、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好走極端的經濟理論家」的玩意，更多的人則根本就未將其當回事。這也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方法遭到失敗的又一例證。

　　在業餘時間裡，鮑林夫婦曾經打算到古巴作一次旅行，但沒有成功；他們想方設法收集和研究與肯尼迪暗殺事件有關的資料。根據有關證據，鮑林確信，這次謀殺是由一幫得克薩斯實業界人士、右翼分子和親約翰遜的支持者策劃的。此外，他把愈來愈多的時間用於研究和談論一個新問題：越南問題。

　　「我說不大清楚我們為什麼馬上要做那麼多事情，也許我們總認為自己應當比一般人多做五倍事才對，」愛娃寫道。「不過，我也吃不准這種想法對不對。」在這一階段裡，她在信中不斷提到，她擔心他們在生活中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鮑林拼命地工作，他們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特能不能當選感到悲觀。「在此一切都好，」愛娃寫道，「就是法西斯分子愈來愈猖狂……這個研究中心也許應當更名為『美國民主制度失效研究中心』。」

　　1964年總統競選期間，總算顯現出唯一的閃光點。這倒不是因為約翰遜贏了——「有人說，約翰遜當了總統，但贏得選舉的是戈德華特，這種說法還是有些道理的，」愛娃寫道——而是因為鮑林得到了兩千五百張要他擔任加利福尼亞州長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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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不很愉快的兩年。鮑林為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花去的時間越來越少，個人出外訪問和工作的時間卻越來越多了。他們兩人關注的焦點已從禁試問題轉向越南戰爭。鮑林譴責這場戰爭不但違反憲法——他的論點是，約翰遜未經國會宣佈就進行了戰爭——而且是沒有必要的。1965年2月，研究中心在紐約舉辦了一次名為「世界和平」的活動，鮑林在會上尖銳地抨擊了美國的政策。會後，他起草了一份致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呼籲書，支持立即停火並尋求政治解決的辦法。十名在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八名在呼籲書上簽了字。鮑林將這份關於越南問題的呼籲書寄給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然後還試圖充當調停人，將胡志明的回信轉交給約翰遜。但是，白宮並沒有理會他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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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林現在僅有的科學工具就只有筆、紙和計算尺了。1965年夏天，他又轉向純物理學，研究有關原子核結構的一種新理論。在這個問題上，他同樣是用原子建築師的觀點開展研究工作的。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稱為「緊包裝球子論」，用他描述晶體結構時所用的方式刻畫了原子核結構。考慮到有關的尺寸和電荷分佈的情況，他將原子核看作為邏輯上具有某種特定形式的一團微粒。他還試圖將20年代關於晶體學總結出來的一套鮑林規則沿用於核物理。雖然這對現有理論是一種很有意義的簡化，但是在理論上並沒有多大的新突破。因此，當這一結果在1965年國家科學院的一次會議上公開發表時，僅得到一些物理學家非常勉強的認可。

　　1966年2月，鮑林慶祝了66歲生日。此時，他的心情越來越煩躁，精力也越來越分散。他既沒有研究的助手，又沒有具體的課題，政治上也沒有引人注目值得全身心投入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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