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38)

一三八

　　除了鮑林的家人和校方少數人之外，鮑林的記者招待會使學校裡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意外。化學系大多數人，包括與他在一起幹了四十年的人在內，都是從報紙上得知他要離開學校的消息的。接著，化學系迅速地召開了一系列會議，會上，鮑林請在他的研究項目中工作的人放心，他們一定會得到照顧，他已經作好安排，讓他們在加州理工學院繼續工作，一直到他的研究經費用完為止。

　　隨後，突然間，他的人就不見了。

　　學校裡多數員工都感到愕然。杜布裡奇卻不動聲色，一切照常在運轉，似乎鮑林從來就沒有在學校裡工作過一樣。他除了簡單地敷衍幾句，代表學校對鮑林的聲明表示遺憾外，沒有作出任何別的反應。幾個星期以後，德爾布呂克和他在生物系的幾位同事——這些科學家清楚鮑林的最新研究所具的價值，並且支持他反對核試驗而進行的活動——設法誘使鮑林回來參加一次小型的聚會，慶祝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次聚會是在科克霍夫實驗室和教會實驗室間的平臺上進行的，與鮑林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時舉行的盛大慶祝會相比，確實有相形見細之感。許多生物學家到場了；相當多的化學家卻沒有露面。與會者都裝出了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但整個下午都籠罩在黯然神傷和若有所失的氣氛中。對鮑林是如此，對加州理工學院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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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林從加州理工學院離職後幾個星期，一直忙著搬家前往聖巴巴拉的事。他還告訴美國化學學會，他要退出該組織。

　　儘管媒體作出了消極的反應——也許正出於這一原因——鮑林現在更加有名了，他能夠在化學領域之外找到謀生的崗位。合眾社投票將他評為1963年科學界的頭號新聞人物，和平運動人士則鼓勵他競選總統的職位，至少是參加參議員的競選。

　　鮑林仍能確保自己是一位媒體關注的人物。4月下旬，在華盛頓舉行了紀念國家科學院百歲華誕的慶祝大會，鮑林又在會上出風頭，公開抨擊肯尼迪新近宣佈派人登月的計劃。他將這一登月計劃稱作為一項「可鄙的」舉動。他說，用於回答一個有關月球的問題所需的金錢，可以用來回答成千上萬個有關人體健康的重要問題。《華盛頓郵報》在第一版上引述了他的講話。鮑林這篇講話有可能給國家科學院一百周年紀念活動投上陰影，為此，第二天，大會主席弗雷德裡克·西茲感到有必要找一個機會讓鮑林與記者分開。他將鮑林拖到一個房間裡，向他說明，在這樣一個專門用來慶祝科學成就的場合，無論如何要避免對政府作攻擊。鮑林同意，為了科學院的利益，他可以不再說話。當他們回到現場時，一位記者問起，「西茲博士有沒有訓斥您一頓？」鮑林看了他一會，笑了起來，反過來問，「誰敢呢？」

　　人們可以鼓勵他去幹什麼，但誰也不能指手畫腳強迫他。62歲之際，鮑林開始離開他幹了40年的行當，向他親自設計和籌建的實驗室告別，辭去了他曾擔任過主席的專業學會，從頭開始了新的生活。

　　這就是他對這一切所持的看法。但是，在許多人眼裡，鮑林似乎砍倒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未來的十年中，他將過起漂泊不定的日子。

　　§又見奧斯陸

　　1963年餘下的日子裡，鮑林夫婦仍然是忙忙碌碌的。愛娃在聖巴巴拉跑遍了大街小巷，終於在環境幽靜的蒙特希多地區熱泉路上找到了適合他們居住的一幢小屋。房前是一個漂亮的花園。於是，他們開始制訂搬家的計劃，兩個人決定，他們在帕薩迪納的房子將不拿到市場上出售，而讓琳達和卡姆搬過去居住。愛娃和鮑林還與一位建築師談過，他們希望在鹿寓牧場造一幢新房子。此外，他們又忙著準備在12月份出訪挪威，去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

　　11月下半月，鮑林和全國人民一樣，得知肯尼迪總統遭到暗殺，幾天之內，一切事情都停了下來。在國際政策上，儘管鮑林與肯尼迪存在著意見分歧，但他仍然讚賞這位年輕總統辦事果斷的作風，讚賞他邀請自己到白宮作客的寬闊胸襟，讚賞他明知有意見分歧而仍對他以禮相待的瀟灑氣度。「我喜歡肯尼迪，」鮑林後來說道，「儘管我與他曾經吵過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每次講話談到世界和平的事業，鮑林總要主動讚揚肯尼迪在簽訂禁試條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當鮑林一行抵達奧斯陸時，肯尼迪暗殺事件對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鮑林一家從飛機上走下，一群記者和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官員上前迎接，唯獨不見美國官方的代表。美國使館藉故說，他們正處在悼念總統的悲哀中。然而，在人們的記憶裡，諾貝爾獎得主的祖國不派代表去迎接他們得獎的公民來挪威領獎，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此，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加納·賈恩感到很惱火，然而鮑林卻採取了不屑一顧的態度，認為這是美國國務院又一次作出的冷戰姿態，他已習以為常了。

　　鮑林在周圍群眾的熱烈歡迎中，喜笑顏開地告訴大家，他的四個孩子和孫子萊納斯三世也一起來了。他們打算在三天的時間裡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觀看火炬遊行，聆聽一系列演說。

　　頒獎儀式是在奧斯陸大學的節日大樓裡舉行的，到場的人很多。鮑林在領獎時作了一次簡短的發言，表示榮譽也屬愛因斯坦、羅素和「其他成千上萬」為和平事業辛勤工作的人。結束時，還特別提到，有一個為正義事業奮鬥的人有權與他共享這一項獎勵：愛娃·海倫。「在爭取和平、反對壓迫的鬥爭中，她是一位不知疲倦並永遠鼓勵我前進的伴侶和同志，」他對在場聽眾說。「我在這裡，代表她，並以我個人的名義，對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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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活動過後，鮑林一家沒有馬上回國，他們又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幾個國家進行了觀光和旅遊。他們在奧斯陸與朋友們一起過了聖誕節，欣賞了瑞典和挪威冰天雪地的風光，然後到達哥本哈根慶賀新年。1月初，他們飛回紐約。此時，全世界和平人士總算找到了時間組織一次集會向鮑林致意。這次活動是由羅素、庫辛斯、施韋策和另外幾十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起的，地點是在遊艇飯店的大舞廳。大約有三千人到會，其中有來自匈牙利、錫蘭、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印度尼西亞的大使，還有來自加拿大、阿爾及利亞、巴西、蘇聯、以色利、印度和挪威的官方代表。這麼多人濟濟一堂，聽到了歷史學家亨利·斯蒂爾·科馬吉將鮑林比作為一位古雅典公民。他說，這些古雅典公民像鮑林一樣，「懂得幸福的秘密在於自由，自由的秘密在於有一顆勇敢的心。」那一天晚上，鮑林用他的諾貝爾演說詞將會議推向了高潮，結束時，會場中長時間響徹著暴風雨般的掌聲。

　　這是激動人心的宏大場面，但是，經過漫長的旅行再來參加這樣的會議，對體力可是個考驗。鮑林像年輕人一樣處處顯示出精力充沛的樣子——他在這次集會以後，又在美國東部拖著疲乏的身體作了一系列講演——但是，沒完沒了的活動，生活的滄桑造成情緒的緊張，終於把他拖垮了。有一次，寒潮襲擊紐約，鮑林夫婦不得已在雪地裡徒步一英里才回到下榻的旅館，兩個人都得了感冒。等到他們結束講演的旅程時——他們每到一處都要會見許多人，並且喜歡看到有大批熱情的聽眾——感冒已經轉化為嚴重的鼻炎。

　　2月份，他們回到加利福尼亞，此時，兩個人都已經精疲力竭，生病了。接下來，又開始張羅著搬家，開始了新的生活。

　　§聖巴巴拉

　　「我們忙死了，」愛娃在1964年夏天給一位朋友寫信說。「性子又急，恨不得一下子把許許多多事做完。再說，搬家移居聖巴巴拉，任務比我們原先預料的要艱巨得多。」愛娃剛剛將東西搬出梅德爾寓所，琳達和卡姆就搬了進去。孫兒孫女，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包裹，來來去去的人，一切都亂作一團糟。到了聖巴巴拉，將鮑林的書和個人物品一樣樣塞進較小的房子，又是一件苦差使。此外，他們還得制訂出在牧場建造新房子的規劃，到許多地方去講課，嘗試著在一個新的小鎮上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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