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37)

一三七

　　鮑林心頭充滿了喜悅。多少年了，因為參加爭取和平的活動，他曾經受到多少人的指摘、謾駡和壓制。現在，他總算洗清了不白之冤。既然世界用這種方式承認了他工作的價值，怎麼還會有人說他是受人指使走上了迷途呢？他和愛娃談論這一點時，又領悟到了另一層意思：歷史上誰也沒有獲得過兩次由一人獨享的諾貝爾獎。愛娃很快就指出，居里夫人就獲得過兩次，但鮑林說她有一次是與別人共享的，而他的兩次獎都是他一人獨得的。

　　至少從字面意義上可講，這兩次獎都是他一人獨得的。不過，鮑林當然也同意一些祝賀電報的說法，認為愛娃有資格共享這項諾貝爾獎，而且愛娃本人也不諱言她無愧於分享這一榮譽。「我們將這一榮譽看作為一個明證，證明這麼多年來我們的立場是正確的，」愛娃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同時又謙和地提到了自己在鮑林的政治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您當然清楚，我丈夫原本希望不聲不響地待在自己的實驗室中搞他的科學研究。但是，人比科學真理更重要……」每次發表有關這次諾貝爾獎的聲明，鮑林總會非常細心地提到，這也是對羅素所做工作的承認，是對全世界各地反對核武器的和平人士所作努力的承認。

　　然而，話雖這麼說，這個獎畢竟還是他得到的。在鮑林的眼裡，這比他獲得的任何其他獎勵更珍貴。「我得到了諾貝爾化學獎，只是因為我做了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且做得比較有成效……況且那時我心情很舒暢。那時我正在做的事，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可以做而且也喜歡做的事。因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而獲得諾貝爾獎，那當然不錯。不過，我已經說過，我總是要做一些事情的，」他對採訪他的一位記者這樣說。另一方面「我曾經作過五百次講演，談論放射性塵埃，談論核戰爭，談論在大氣層停止核試驗的必要性，談論最終消滅戰爭的必要性。您知道，我並不喜歡作這類講演……我在做的事是我不感興趣的事，只是出於道德和信念的驅使，我才這樣做。在某種意義上我是逼出來的……因此，當我在1963年得悉我已被授予諾貝爾獎時，我感到我們作出的犧牲還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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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貝爾和平獎使鮑林回旋的餘地增大了，光獎金就是五萬美元——相當於他在加州理工學院三年的工資——他和愛娃立即籌劃利用這筆錢建造一個現代化的新家，以取代鹿寓牧場那所陳舊的小屋。

　　同時，他離開加州理工學院的打算也更加堅決了。

　　鮑林回到帕薩迪納那一天中午，當地報紙刊登了杜布裡奇對他這位傑出而又使人頭疼的教授最近獲得的榮譽所作的反應：「諾貝爾和平獎是對鮑林博士長期來百折不撓的努力給予的崇高獎勵，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示了核戰爭的危險以及達成禁試協議的重要性，」這位加州理工學院校長說。然而，他接下來加上了錯誤的一句：「儘管許多人不贊成他使用的某些方法和從事的某些活動，但這已清楚地證明，他對世界輿論具有重大的影響。」

　　鮑林正要找藉口離開加州理工學院，杜布裡奇的聲明使他下了最後的決心。在鮑林的心目中，作為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唯一在世的人，一直以學校為家，這就使學校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然而杜布裡奇的反應卻是強調許多人認為他的「方法和活動」是錯誤的。找不到個人表示祝賀的詞句，絲毫沒有顯示出學校的自豪感。愛娃在讀到這份聲明時，幾乎肺都氣炸了；琳達打電話到校長辦公室，「用非常生氣的語調」痛斥杜布裡奇對待她父親的態度。

　　加州理工學院其他人的反應則各不相同。鮑林研究組的人一個個笑逐顏開，他們在鮑林的辦公室上掛上了一塊標語牌——「鮑林確定了和平競賽的步伐」——大家興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暢飲香檳酒，共享大蛋糕，紛紛向鮑林表示熱烈的祝賀。科裡比誰都更清楚，鮑林為了履行自己對和平事業的承諾，在科學研究方面曾經付出過沉重的代價，因此，他走進鮑林的辦公室，默默地與他緊緊擁抱在一起，這是多麼令人激動的情景啊！

　　但是，化學系和校方卻出奇地平靜，難得聽到幾句祝賀聲，而且其中夾雜著一種敷衍的味道。更沒有跡象表明要舉行任何一種慶祝會。

　　社會上對鮑林得獎的反應也有很大的差異。許多左翼小報，也有幾家大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華盛頓郵報》，都表示祝賀。然而在主流報刊中，大多數一反往常而持批評的態度——在一般情況下，它們對諾貝爾獎新得主總會極盡吹捧之能事。有些報刊發表社論說，要講誰有資格得獎的話，那就是肯尼迪，他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堅持強硬的立場，教訓蘇聯人：他們最好和美國坐下來談判。肯尼迪用美國人所喜歡的方式贏得了和平：逼對手乖乖地就範。

　　而鮑林卻相反，採用了姑息養奸的辦法，正如《紐約先驅論壇報》所稱，他「只知道舉著標語牌反戰」。《芝加哥論壇報》和《華爾街日誌》說，給鮑林發獎，實際上是對美國親共運動的獎勵。盧斯①辦的那幾家雜誌就更不像話了。例如，《時代》雜誌竟然借用鮑林這次得獎的機會，羅列了與鮑林發生過聯繫的共產黨陣線組織的名單；《生活》雜誌發表了一篇用心極為險惡的文章：「舉止怪癖的鮑林博士，作為化學家也許是出類拔萃的，但他那些荒誕不經的政治觀點卻從來就沒有受到美國輿論認真看待過。」該文最後得出結論說，這個獎「對美國來說是非常嚴重的污辱」。在獲獎消息宣佈以後的幾天時間內，鮑林不但沒有受到這些雜誌的吹捧，而且他不得不親自拿起筆桿給盧斯寫信，「表示我本人的氣憤和對貴刊的蔑視」。

　　①盧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國雜誌發行人，創建了《時代》、《財富》和《生活》雜誌，是美國新聞史上最有勢力的人之一。

　　鮑林擔任過美國化學學會的主席，因此他曾期望這一團體會向他表示祝賀，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美國化學學會的學報對得獎的事冷眼相看，實際上採取了不予理會的態度，僅僅在一期的封底印一小段文字隱隱約約地提到了這件事，

　　鮑林對許多人不約而同採取的冷漠態度感到很意外，因而在感情上受到了傷害。但是，他和往常一樣，咽下了這口氣，行動上顯得很爽快，裝出了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然而，他在內心深處卻很不平靜。得獎時喜出望外的心情，很快就為失望憂鬱的情緒所取代。無論在全國範圍內，還是在加州理工學院，人們對這一消息的態度深深地刺痛了鮑林的心。對此，他迅速然而是有點莽撞地作出了反應，並且因此而改變了自己生活的航向。

　　10月18日，離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正好一星期，鮑林在他的梅德爾寓所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在攝影機不停地轉動和攝影時發出的哢嚓聲中，宣讀了一份事先準備的聲明：他將要請假離開加州理工學院，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任職。這一中心位於聖巴巴拉市，是專門研究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一個出謀劃策的智囊機構。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一口否認他與加州理工學院之間存在著「裂痕」；他說，他到另一個地方謀事，反映了他個人權衡輕重之後的選擇，而且在得獎之前就已有打算。他突然宣佈提問結束，請各位記者退場。

　　若干天以前，也就是杜布裡奇的言論剛剛見報的時候，鮑林就通知化學系主任羅伯茨，說他打算永久離開加州理工學院——「不無遺憾」，他在給羅伯茨的書面報告中寫道，「我畢竟與諸位同仁在此度過了41年多難忘的歲月。」——羅伯茨趕緊向杜布裡奇轉達了這一消息。在接下來的幾天中，曾經有些不大瞭解內情的人試圖出面調停這件事，看看能不能留住鮑林——甚至鮑林也一度希望杜布裡奇親自出面勸他留下來——但是，杜布裡奇根本就沒有這個意思，他正想一勞永逸地拔去這一根刺，而且似乎不願再把此事拖延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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