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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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他到蘇聯駐法使館申請簽證時，那裡的工作人員未作解釋就一口回絕了他。眼看這次訪蘇的行程有被取消的危險，他只好按預定計劃前往南斯拉夫去參加一次學術性會議。會議期間，一位俄國科學家對他解釋了其中的原因：「在巴黎，您到我國使館說，您是李納斯·鮑林（鮑林在歐洲時習慣於將自己的名字發成這樣的音）。李納斯·鮑林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所創造的化學理論與辯證唯物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任何一個愛國的蘇聯科學家都不會使用這一種理論。您應當講，您是萊納斯·鮑林，萊納斯·鮑林是蘇聯的偉大朋友，是為世界和平而鬥爭的人。」鮑林糾正了對自己名字的發音，因此簽證也就到手了。

　　鮑林於11月下半月抵達莫斯科，正好趕上紀念羅蒙諾索夫的盛大慶祝活動。隨後，他在這個國家裡停留了將近一個月，一面觀光，一面作各種講演。他先後作了12次學術報告——其中有兩次專門講述他「腐朽的」共振理論有什麼優點——並且在有一千名莫斯科人參加的集會上作了關於和平的公開演說。在講話中，他和愛娃都表示反對恢復核試驗。蘇聯傳媒作了大量報道——特別是愛娃，被一些刊物描寫成熱愛和平的美國婦女的一個榜樣——他們兩個人在這段時間裡都感到非常愉快。他們觀看了布爾什維克芭蕾舞演出，走訪了一些教會和學校，與和平運動積極分子交談，並且參加了許多宴會。唯一感到失望的是，他們再三要求見一見赫魯曉夫卻未能如願。不過，他們曾與赫魯曉夫的夫人在一道品茶，並有一次同台講話。

　　在美國，經常有人指摘鮑林對蘇聯太「軟」，美國媒體也大量渲染這樣的形象。他們無視鮑林曾向赫魯曉夫提出抗議的事實，對他抗議肯尼迪的類似做法卻抓住不放。在一定程度上，特別是與美國輿論的主流相比，鮑林是比較溫和的。無庸諱言，他並不認為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差；他將這兩種制度看作為兩種政治一經濟的形式，有點像矩陣力學和波動力學，或者像研究化學時採用價一鍵理論或分子一軌道理論的方法——從表面上看，兩種概念有天壤之別，但深入完善下去就殊途同歸了。他相信，兩種制度最終會看上去很像瑞典式社會主義那樣的形態。

　　儘管他可以嚴厲批評蘇聯的政府——公開抨擊他們虐待猶太人，鎮壓匈牙利人的起義，實行斯大林式的清洗，用政治教條限制科學的發展，用死刑懲罰「經濟犯罪」，用他的話來說，還有「一個大國採取行動時不講道德」的許多例子——他還是發現自己喜歡俄羅斯人民，喜歡他們的友好態度和務實精神，喜歡他們對和平的真誠願望。他和愛娃聽到蘇聯人解釋為什麼要進行軍備競賽：有人對他們兩人說，美國已經在新武器上領先——第一個造出原子彈，第一個造出氫彈，又第一個造出鈾彈——為了國家的生存，蘇聯只能急起直追了。對此，兩人都感慨萬分。將美國分析為軍備競賽的首要起因，成了60年代鮑林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鮑林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國政策上，還有一個人情常理的因素。「每當我批評蘇聯政府的時候，」他說，「我總感到自己很不滿意美國政府的做法，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這就像對待我自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與對待人家、人家的妻子和孩子相比，我感到對自己家裡要求應當更嚴格才對。所以，我認為，批評美國政府應當比批評蘇聯政府更嚴厲才對。」此外，他又補充了一句，「我很難指望利用批評對蘇聯政府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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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下半月，時斷時續的日內瓦禁試談判又再次開始，不過雙方誰也不抱多少樂觀的態度。

　　為了不斷地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鮑林比以往更加頻繁地發表演說，甚至有人拒絕他登臺演講，他也毫不氣餒。在辛辛那提，由於當地美國軍團的抗議，他預定進行的關於科學教育的演講被取消了。1962年底，加州大學裡弗賽德分校學生聯合會邀請鮑林講演，談論核武器問題，學校當局不讓他發表演說，辯稱這種演說「在本質上具有政治含義」，「不屬化學家的專業範圍」。鮑林籲請加州大學總校校長克拉克·凱爾干預，通知他，要是不改變這一決定，他就要採取法律行動。壓力起了作用：凱爾關照裡弗賽德分校校長重新邀請鮑林演講。

　　但是，他被安排在一些禮堂裡講話，每次聽眾只有數百人，而特勒的原子能委員會卻可以通過大眾媒介對千百萬人發表演說。1962年開始時，公眾輿論又開始偏向於恢復試驗的主張。肯尼迪在幾個月前作出宣佈以來，這件事一直拖著，尚未真正付諸行動。鮑林花了七年時間爭取達到的目標，看來大有落空的危險。「我們的情緒非常低落，」愛娃在2月份給和平運動中的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每天都傳來形勢倒退的消息。我們絞盡腦汁試圖找到新的手段，使用新的語言，然而，我們似乎已經山窮水盡，一籌莫展。種種跡象表明，事態的發展愈來愈臨近最後攤牌讓人絕望的局面。」

　　3月2日，肯尼迪總統宣佈，他已下令批准美國在4月下半月恢復大氣層核試驗——這將是1958年以來美國第一次進行的這種試驗。對鮑林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他曾希望肯尼迪能堅持禁試的立場。

　　鮑林認為，肯尼迪違背了自己在總統競選期間所作的承諾。這件事也是一個證明，左右總統的是他那些軍事顧問，是他在政治上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而不是什麼道德和良心。這是軍界一實業界巨頭的一次勝利，是學界富豪們的一次勝利，也是民主黨內認為肯尼迪應走強硬路線的人的一次勝利。鮑林肩負著國家和平的偉大希望，他立即向白宮發去了一份言辭尖銳激烈的電報——「你是否打算發出一條命令，讓你成為歷史上最不講道德的人之一，成為人類最大的敵人之一？……你是否打算和蘇聯領導人搶著背起這口最不講信義道德的黑鍋，僅僅是出於一種政治目的，使美國在武器製造技術方面繼續增大對蘇聯的壓倒優勢？」——隨後，他又去公眾場合作了許多白熱化的演說。「憤怒！可恥！——對我國政府感到憤怒！對我們國家感到可恥！」鮑林對著聽眾高聲吼叫。「在此，我懷著非常羞愧的心情，第一次公開宣佈，不是我們的政府，而是蘇聯人領導著爭取和平的事業；……不是赫魯曉夫，而是肯尼迪總統才是最最兇惡的人。」他說，美國第一個研製和爆炸了原子彈，第一個試驗氫彈，第一個試驗超級核武器。美國擁有地球上最大的核武庫，擁有最先進的核武器運載系統。以人類的名義，到底有什麼必要再試驗？

　　但是，鮑林此時明顯與公眾輿論脫節了。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肯尼迪在核試驗問題上的耐心是有目共睹的。儘管俄國人在大氣中爆炸了大規模殺傷性核武器，總統仍堅持美國只進行地下核試驗；整個冬天原子能委員會一直在叫嚷美國落後了，總統仍拒絕將核試驗搬到地面上進行。在宣佈4月份恢復大氣層試驗時，總統指出美國的試驗將在高層大氣中進行，這樣粉塵就可以少吸收一些，從而會減輕放射性塵埃的影響。儘管做了那麼多事情，蘇聯人卻仍要拖延日內瓦談判的進程，也許，美國恢復大氣層試驗可以讓他們的頭腦清醒些。

　　肯尼迪的決定在政治上受到各方面廣泛的支持。甚至原子能科學家協會這個歷史悠久的反對核武器組織也公開站出來支持。漢斯·貝思就是一例，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物理學家，也是政府的顧問，以前他一直是大氣層試驗的堅決反對者。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此時也啞口無言了，僅僅表示了遺憾而沒有抗議，這也反映了和平人士普遍持有的看法：為了迫使蘇聯人更加認真地對待日內瓦談判，恢復試驗雖然是令人遺憾的，但這是迫不得已的一步。

　　鮑林孤身一人堅持自己的立場，成了唯一的一個猛烈抨擊和公開反對總統決定且具有全國性影響的人物。他在蘇聯停留的一個月，還有那封給肯尼迪發去的火藥味很濃的電報，使他成為背景各不相同的專欄作家和讀者群起攻擊的目標——「我建議，你最好先充實一下你在化學方面的知識，而不要去對總統的決定指手畫腳了。」「你應當跪下來，爬到莫斯科去吧。」這是寄到他辦公室的信件中使用的典型的語句——當然，偶而也有一兩封信支持他。

　　但是，鮑林挺得住。在3月和4月這一段時間裡，他單槍匹馬地向當局發動了愈來愈激烈的進攻。鮑林和愛娃在美國友人服務委員會的安排下，馬不停蹄地出訪和演說。開汽車，乘火車，搭飛機，幾乎跑遍了全國，排得滿滿的日程使他們精疲力竭了。他們寄出了上百封信件，試圖在基層發動一次運動，讓肯尼迪重新考慮那一個決定。但是，響應者寥寥。鮑林和森特一哲爾吉還曾遊說過國家科學院，希望他們採取反對重新試驗的立場，也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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