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34)

一三四

　　還是肯尼迪作出了反應，他邀請鮑林夫婦作為客人參加一天晚上舉行的宴會。這次宴會是專門為全國最優秀也是最有創造性貢獻的知識界人士舉辦的。預定日期是4月四日——也就是美國計劃恢復大氣層核試驗後的幾天——這將是肯尼迪宴請規模最大的一次，總共有157位客人，其中有49名諾貝爾獎得主，7名普利策獎獲得者，還有許多出類拔萃的作家、演員、大學校長、社會名流和媒介鉅子。這位年輕的總統和他的夫人，不但邀請了如奧本海默和鮑林那樣出了名的左翼分子，而且決定將許多政治家——羅伯特·肯尼迪。副總統林登·約翰遜和幾名白宮工作人員則是例外——排除在外，這在華盛頓著實使人們吃了一驚！鮑林夫婦急於利用首次應邀進入白宮的機會，因此愉快地接受了總統的邀請。

　　他們的確利用了這一機會。赴宴前一天，鮑林和三千名糾察隊員一起，參加了由婦女爭取和平罷工委員會組織的示威活動。他們繞著白宮轉了好幾個圈子。一位記者拍下了現場的一張照片，並通過傳真將照片從紐約發送到洛杉磯，在報紙上登了出來。照片上，鮑林身著襯衫，未穿外衣，臉上浮現著他那種商標式笑容，手中高舉著一位遊行婦女交給他的一塊木牌，上書：「肯尼迪先生，麥克米倫先生，我們無權試驗。」他以後將會明白，用這樣一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乃是一種令人遺憾的選擇。

　　第二天上午，他又到白宮附近參加示威的活動，然後回到下榻的旅館，休息了片刻，換上了參加晚宴的禮服，又返回白宮赴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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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在肯尼迪時期的白宮曾經發生過可以稱得上是「肯尼迪王朝」的神話，那就是那天這個光彩奪目的夜晚了。

　　鮑林夫婦是在迎賓線首先看到肯尼迪夫婦的。「非常高興能見到您，」肯尼迪對鮑林打招呼，一面微笑，一面打趣地說，「我知道您在白宮周圍打轉已有兩天時間了。」鮑林咧著嘴笑了，回答道：是的。此時，肯尼迪又瀟灑地補充了一句：「我希望您能繼續發表自己的看法。」兩人握了握手。鮑林又彎身托起肯尼迪夫人的手向她致意。後者身穿露肩薄毛呢長裙，手上戴著長長的白色手套，給在場的所有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對鮑林露出了燦爛的笑容，不無幽默地問道：「鮑林博士，舉著一塊標語牌在白宮前面來回奔跑，您認為合適嗎？」在迎賓線的這一端，談笑聲戛然而止；鮑林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接著，她又加了一句，「卡羅琳看見了您，她問我：『媽媽，爸爸近來到底幹了什麼啦？』」在場每一個人都大笑起來。

　　鮑林幾乎認識在場的每一位客人，許多人還是他的朋友。客人一個個被迎進了國宴廳。佳餚滿台，供客人隨意取用，美酒盈筋，讓來賓開懷暢飲。根據安排，夫婦一般都分開就座，以保證大家都能無拘無束地交談聊天。不知是故意的安排還是偶然的巧合，愛娃正好在原子能委員會的利比旁邊落座——在宴會上，兩個人自始至終都有意避開放射性塵埃這一話題——鮑林則坐在米子·紐豪斯的旁邊，她是聖路易斯《全球—民主黨人報》業主的夫人。那時，鮑林正在和該報打官司，要求賠償。一位饒舌多嘴的專欄作者第二天寫道：「鮑林對紐豪斯夫人的漂亮裝束讚不絕口，特別還誇獎了她的首飾。他察看了她的項鍊，然後轉向鮑林夫人說，『親愛的，我一定要為你買一根這樣的項鍊——等我贏了這場一百萬美元的官司我就馬上去買。』」鮑林堅持說，這完全是虛構出來的故事。

　　宴會快要結束，肯尼迪起身祝酒。他說，有一位記者將這次宴會稱為「總統的復活節學者宴」，滿場一片笑聲。隨後，他接下去說，「我不贊成這一叫法，我將此看作是我進入白宮之後在這裡舉行的最尊貴也是最重要的國宴。我還認為，許許多多年以後……我們都會記住，一批才華橫溢、知識淵博的精英在白宮濟濟一堂，舉行了歷史上最不尋常的一次集會——也許，只有傑弗遜①曾經孤身只影在此用餐的情景可以與這次集會媲美。

　　①傑弗遜（Thomas Jofferson，1743—1826），美國第三任總統（1801—1909），《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民主共和黨創建者。

　　宴會結束，客人們前往東廳誦讀海明威的作品。大家穿行在大廳走廓上，空軍管弦樂隊演奏著宴會音樂。愛娃問肯尼迪夫人能不能跳舞，得到的回答是不可以，但《科學美國人》雜誌出版人吉拉德·皮埃爾的夫人埃莉娜·皮埃爾已經挽起了鮑林的手臂，開始和他在大理石地面的大廳裡跳起了華爾茲舞。又有好幾對舞伴加入了臨時性舞會的行列。《生活》雜誌的一位攝影記者將這個場面拍攝了下來。精英的聚會，美好的場景，優雅的氛圍，隔閡的消除——這一切，發生在肯尼迪入主的白宮，發生在燈光輝映的夜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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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宴會上，鮑林成了惹人注目的人物。「白天，在白宮外遊行和示威，同一天晚上，又在白宮裡品嘗美酒和佳餚，確實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鮑林在給施韋策的信中這樣說。「我想，大概美國的每一家報紙對此都作了報道，而且幾乎都持贊許的態度。」

　　說他受到人們的注意，沒有錯；但他對性質所作的估計，無根據。許多評論者認為，像鮑林那樣，剛剛還在強烈抗議總統的政策，轉眼之間又在與總統祝酒交杯，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有一位專欄作者將鮑林的行為稱之為「瘋子的行動」。

　　甚至鮑林在白宮外手持標語牌一事也招來了誤解。遺傳學家馬勒曾經表明，Ｘ射線會誘發更多的遺傳變異，他也因這一成果獲得了譜貝爾獎。這一研究結果，為鮑林的論點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論據，也即核試驗產生的放射性具有有害的影響。馬勒先前也是禁止核試的支持者，但在最近加入了貝思和另外許多人的行列，不無遺憾地認為有必要恢復核試驗。5月和6月，馬勒在好幾家雜誌上公開發表自己贊成試驗的意見。他對讀者說，放射性雖然是危險的，但要是美國不顯示自己的強硬，那麼與蘇聯開戰的危險就要大得多。馬勒自喻是一個溫和派，他曾批評特勒低估了放射性塵埃的危害，另一方面他又批評鮑林主張美國單方面禁止核試驗。「美國非常幸運，」他寫道，「肯尼迪總統既不傾向於特勒，也不倒向鮑林的一邊。」

　　鮑林被激怒了。他寫信給馬勒，指出他從未主張美國要採取單方面行動，他一直推動各方簽訂一項國際性條約。他要求對方致歉。馬勒回答說，他是根據他看到的一張傳真照片來斷定鮑林的立場的，在這張照片上，鮑林手持的標語牌上稱，只有西方領導人才無權進行核試驗。兩個人在私下裡又交換了一系列信件，雙方又都給發表馬勒文章的那家雜誌編輯寫了許多話。一直到最後，馬勒得出結論說，「毫無疑問，我認為再這樣公開地爭下去，將是非常愚蠢的，」隨後他就公開道了歉。

　　鮑林澄清了事實的真相，但他也再次付出了代價。馬勒是美國最受尊重的遺傳學家；他的認真踏實的工作曾向整整一代追隨者表明，放射性會造成變異。在鮑林反對核試驗的鬥爭中，遺傳學家一直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支持者。鮑林與馬勒這位性格溫和、深思熟慮的遺傳學家進行公開的辯論——儘管論題是政治而不是科學——畢竟有損於遺傳學家對鮑林的支持，並且給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即認為鮑林是一個從來不肯讓步的好鬥者。

　　在同行中威信的下降，當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鮑林並不在乎這一點。他不但沒有降低一點自己的調門，相反，他又幫助發起了另一場訴訟，同時控告蘇聯政府和美國政府繼續進行核試驗。他還開始籌建一個協調世界和平運動的組織，其中包括共產黨內外兩方面的活動人士。他顯示了向公眾輿論低頭的姿態，注意到在激烈的程度上，對蘇聯的批評至少不亞於對美國的批評。

　　但是，他所作的努力似乎都沒有成效。1962年底，美國再次在大氣層裡進行了試驗；根據鮑林的計算，在一年裡，放射性污染的程度會增加一倍；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執行的邊緣政策曾經冒過核戰爭的風險；鮑林最近對國防部提出的控告被法庭駁回；他還和另外一些和平運動的人士發生過齦齲；他要求賠償的幾個案子都沒有結果；他為和平與結束核試驗所做的工作受到某些人的排斥、忽視甚至是嘲弄。

　　這一切，毛病究底出在什麼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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