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32)

一三二

　　在此期間，鮑林在愛娃為他安排的一次聚會上慶祝了他的周歲生日。那天晚上，他興奮極了，身邊都是老朋友、同事和以前的學生。他們已散佈於各地，許多人已經多年不見了。來參加晚會的人中，有一位特別受歡迎，他名叫戴維·哈克，90年代鮑林的學生，後來在蛋白質研究中又成為他的競爭對手。哈克和鮑林各自都經歷過輝煌的歲月和消沉的時刻，現在，哈克回憶起自己學生時代的趣聞和軼事，引來了陣陣哄堂大笑聲，後來給大家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成了鮑林的名言。哈克問起他當年的導師：「鮑林博士，您怎麼會有那麼多好的想法呢？」鮑林想了一會兒，回答說：「噢，戴維，我的想法很多，其中的壞想法被我拋到九霄雲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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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林仍然是老樣子。儘管他爭取和平的活動足以使許多調查委員會忙個不停了，但他仍能找到一些時間進行科學研究的工作。

　　他對《大學化學》進行了修訂，出了這部教材的新版本。他對朋友說，他打算就分子學的基本知識寫一本新書。關於精神醫學的研究項目已處於福特基金五年期資助的收尾階段，但他還拿不出多少值得炫耀的成果。對精神病患者一次又一次進行的尿樣分析和血液檢驗，已經顯現出若干令人欣喜的跡象，但還談不上找到一種簡單的辦法可以臨床應用於他相信能夠醫治的苯丙酮尿症。尿和血液的化學成分品種繁多，使用現有技術還無法進行有效的分析。能夠進行的分析表明，這些複雜的體液所含化學成分因人而異，而且差別非常大，因此，要斷定哪一種具體的因素直接造成了精神障礙方面的疾病，難度是很大的。

　　關於大腦的功能，鮑林曾經提出一種頗為重要的新見解，可惜它與精神醫學研究的課題並沒有多大的關係。多年來，他一直在思考著他在1952年從一位內科醫生的談話中聽到的一個結論，就是氙氣是一種絕妙的麻醉劑。他非常重視，因為根據他本人的經驗，氙是自然界中最不活躍的惰性氣體。與任何元素都不發生化學反應的元素，怎麼會有如此神奇的生物學功效呢？

　　七年時間過去了，他終於找到了答案。他在瀏覽一篇關於一種具有長鏈結構的烷基置換按鹽水化物結晶結構的論文時，突然想到水可能就是那種麻醉劑問題的答案。在此之前，他已表明，水分子可以聚集在其他幾種元素尺寸相宜的分子周圍，形成水化物。這是一種以其分子為核心且是多面體形狀的框架，其特性與普通的水有明顯的區別。水化物在某些方面的性狀與冰晶體相像。如果在大腦中的蛋白質側鏈周圍形成了穩定的水化物，從而使氮氣起到了麻醉劑的作用，那麼又會發生怎樣的情況呢P在形成這樣一種水的框架結構的過程中，大腦中這種晶體就可能阻礙臨近的蛋白質側鏈和離子的運動，減小腦電波振盪的振幅，從而導致意識的喪失。用一種比喻的說法，就是氙氣凍結了大腦的活動。

　　接下來的一年裡，鮑林閱讀了大量文獻，他認識到，自己的理論不但在麻醉領域裡是全新的概念，而且也適用于許多諸如氯仿和氧化氮那樣的由水化物構成的其他麻醉劑。降低大腦的溫度也能產生類似於麻醉劑的作用，這一現象對他的理論是一種有力的支持。鮑林認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其結果也許都可能與微晶的形成有關。

　　1960年春天，他開始起草一篇論文——並吩咐他的一位新來的學生設法找到有關的證據。這名學生就是弗朗克·卡奇普爾，以前在施韋策手下的醫務主任，他後來跟鮑林來到了加州理工學院。在兩次會議上，鮑林介紹了初步得到的結果，他的想法得到了與會者的好評，這使他深受鼓舞。一位有名的麻醉師稱這些結果「非常巧妙」，「令人著迷」。儘管卡奇普爾尚未找到任何強有力的證據，鮑林還是決定將這些想法在雜誌上發表。他的論文題目是「普通麻醉的分子學理論」，刊登在1961年7月號《科學》雜誌上。鮑林將其視為十年前關於蛋白質結構研究以來自己所做的最重要工作。為了證明其結果的正確性，他又從自己的實驗室中抽調了更多的人力投入這一課題的研究。

　　低溫有利於結晶，對麻醉的要求就可以降低。為了檢驗這一理論，鮑林手下有一個研究小組使用金魚作為試驗動物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幾十條金魚被置於一隻只碗裡，碗中滴入一定劑量的麻醉藥，並且配備了用於控制溫度的儀器。研究人員密切地注視著一隻只碗，隨時檢測溫度的情況，議論著每一條金魚是否真正進入了失去知覺的狀態。化學系那些高年資化學家看到這一番景象，一個個搖晃著腦袋，表示不解。

　　鮑林在其他方面的研究進展都不大。那時，他在緊張地為和平事業而奔波，同時還要應付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然而他還是趕在規定時間之前完成了《化學鍵的本質》第三版的修訂工作。這一版並沒有得到評論界的熱情歡迎。書中仍未論及馬利肯的分子軌道理論，然而這種理論在當時已為愈來愈多的化學家接受。這一次，評論者開始責備鮑林這種視而不見的回避態度了，鮑林為此辯解道，分子軌道理論的數學味道太濃，他無法對其作一般性論述——「我一心一意想讓這本書通俗易懂些，」他在給一位評論者的信中寫道——但是，有好幾位記者向他提供了幾個應用分子軌道理論的簡單實例，說明未必一定要作冗長的計算，鮑林才收回自己的說法，開始談起準備出第四版時，更多地注重分子軌道的理論。

　　但是，此時已經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鮑林作為化學鍵理論的先驅，現在看來已經落伍了。「在第三版中，他基本上沒有——也不想——觸及當時已經頗為流行的課題。這決非一時的疏忽，在很大程度上應歸之於他的成見，」他從前的一位學生評論道。「根據我得到的感覺，我想，這也是其他崇拜鮑林的人的感覺，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不過，那年春天的奧斯陸會議又一次振奮起鮑林的精神。來自15個國家，大約有35名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還有25名社會科學家，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包括4名來自蘇聯的代表。加納·賈恩和諾貝爾學院的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了大會，對鮑林順利地主持這一次會議表示很讚賞。作為大會的高潮，一致通過了一份簡要陳述目標的公開提綱。這份「奧斯陸聲明」呼籲現已掌握核武器的國家禁止向其他國家和國家集團擴散核武器，全面禁止核試驗，實行普遍和全面的裁軍，研究如何從軍事化經濟向非軍事化經濟過渡的問題。作為會議的結果，在奧斯陸大學的大型奧拉會議廳舉行了一次公眾的集會，到會聽眾有五百多人。會上，宣讀了這份聲明。由於鮑林具有傑出的公關才能，美國的新聞媒體對這次會議作了廣泛的報道。「幾乎每一件事都做得完美無缺，」會議閉幕時，鮑林情不自禁地說道：「奧斯陸大會棒極了。」為了祝賀鮑林和這次會議的成功，挪威學生和許多和平人士在奧斯陸街道上進行了一次火炬遊行，這更是一件錦上添花的喜事。

　　§四面楚歌

　　1961年9月，蘇聯人又開始進行核試驗。鮑林從新聞節目中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致電赫魯曉夫，「以科學的名義」要求蘇聯人重新考慮他們的決定。

　　赫魯曉夫沒有聽他的話。肯尼迪跟著也發表了自己的公告，宣佈美國可能被迫恢復核試驗——他說，進行地下核試驗，不會散發出放射性。鮑林向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寄發了許多表示憤慨的電報和信件。指出放射性塵埃的危險性，以人類的名義勸他們停止核試驗。赫魯曉夫在東拉西扯長達8頁的回信中，將過錯一古腦兒全推到西方要重新武裝德國的決定上。肯尼迪則一聲不吭。

　　在9月到11月之間，蘇聯人肆無忌憚地進行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為瘋狂的一系列核試驗。有一次試驗測得的量級高達5800萬噸。據鮑林的估計，由此散發出來的放射性可能會造成16萬名兒童有先天性缺陷，僅是碳14含量的增加就足以在未來幾十代人身上造成400萬例流產、死胎和生育的缺陷。「這無異於對千百萬人的謀殺，」鮑林對媒介說。「堪與法西斯將猶太人送進煤氣室事件相比。」

　　此時，鮑林計劃著對蘇聯作一次訪問。

　　早在這新一輪核試驗進行之前，他就接到了邀請參加羅蒙諾索夫創建俄羅斯科學250周年的慶祝活動。鮑林不想用謝絕邀請的方式抗議蘇聯人的試驗，他認為最好還是借此機會打開交流信息的渠道，向蘇聯人宣講和平的重要性。他還要提醒蘇聯化學家：他的化學鍵理論是正確的，時機也許不大好，但他始終感到，不斷增加理性的討論，才是處理國際問題的有效途徑；不錯，1961年是豬灣事件發生的一年，也是建造柏林牆的一年，但是，鮑林要通過自己的訪問來表明，在國際關係中，還有比恐嚇和威嚇更好的辦法。他要展開具有他個人特色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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