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31)

一三一

　　與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發生的糾葛，再加上其他方面一些不順心的事，其中也包括那次懸崖遇險的經歷，鮑林的身體日益消瘦。以前，他對一些批評意見通常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如今，無論批評來自右派還是左派，他都變得非常敏感。在參議院聽證會後的兩年時間裡，他就得罪了不少以前在和平事業中的盟友。他辭去了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發起人的頭銜，不再搭理創始人諾曼·庫辛斯，認為他向托德屈服了。

　　他認真地考慮了是否要向《原子科學家學報》起訴，要求賠償100萬美元。鮑林曾一度通過愛因斯坦的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幫助過這家雜誌，但是，這家雜誌卻刊登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有名的反對核武器積極分子本特利·格拉斯將他與特勒混為一談，認為這兩個科學家在解釋核試驗數據時都心懷鬼胎，染上了各自的政治色彩。這家雜誌的編輯部工作人員花費了好幾周時間勸說鮑林取消這次訴訟。在此之後的許多年裡，鮑林與這家學報和它的編輯歐仁·羅比諾維奇再也沒有多少聯繫了。由於普格瓦什會議的組織者堅持邀請格拉斯、羅比諾維奇等他不贊成的人與會，他也和會議組織者鬧翻了；他感到，普格瓦什的討論會已經由超越政治自由公開地表達新思想的講壇，淪為只會鸚鵡學舌重申官方政府路線的場所。

　　促使他敏感性發生改變的另一因素可能就是愛娃·海倫。在意識形態上，愛娃向來比丈夫更左。她個人認為，那些基於宗教信仰的老式和平團體是「反動的」，而像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那樣的新組織也好不到哪裡去。這些組織都不願意將反對核試驗的活動置於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她想，如果你不去變革醞育戰爭的經濟制度，怎麼能夠消滅戰爭呢？此時，鮑林在批評美國社會時，用詞也就更加尖銳了。資本主義是一種因素，還得加上國防工業和華盛頓當局之間的肮髒交易。為什麼有人對禁止核試驗持反對態度呢？「毫無疑問，賺取冷戰利潤是一重要動機，」他注意到了這一點。

　　在鮑林的心目中，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特別是身為科學家，從戰爭和人們的苦難中獲取不義之財，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種人更加卑鄙的了。他從一家新聞刊物上學到了一個新的用語，並且開始運用到自己的演講中，就是「學界富豪」。大約有一百名左右的科學家，利用了自己的研究才能，在國防工業上為自己聚斂財富。在鮑林眼裡，這些學界富豪如同特勒一樣，賣身求榮，他們的出現乃是一度曾是高尚的行業開始腐敗和墮落的象徵。

　　但是，能夠這麼居高臨下地觀察問題的，除了他本人以外，就只有愛娃、羅素和少數幾位積極活動的朋友了。看來，在反對核武器的純潔事業中，誰也沒有達到他們的境界。

　　鮑林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舉例來說，1960年，理性主義學會將他提名為那一年度的理性主義者；《時代》週刊將他作為封面人物刊登在1961年1月號上，鮑林成了被評為「年度人物」的科學家之——但是，作為和平運動的領導者來說，與其說他是一位英雄，還不如說他已經成了一門比較自由的大炮，一位受人歡迎的發言人，一個用來抗衡特勒的砝碼，同時也是一個不可捉摸、愛鬧獨立、越來越喜歡與人爭吵。離左派核心越遠就越感到舒服的人。

　　§肯尼迪，奧斯陸，腦冰

　　美國新總統也沒有逃過鮑林銳利的眼睛。長期以來，鮑林一直是斯蒂文森的支持者，而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這位闖勁十足的年輕參議員，他始終保持不溫不火的態度。1960年，就有一些人私下議論，要將鮑林推選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在斯坦福大學生的一次模擬投票中，從3000名自填候選人的選票中，他得了152票），但他認為這是一個玩笑而已。他對支持者說——其中有些人後來提議他參加洛杉磯市參議員或市長的競選——他不是政客。

　　為了推動長期停滯不前的日內瓦談判，肯尼迪至少算是適當地表達了自己的情感。他上任後不久，就成立了美國軍務控制和裁軍局。「我本人高度評價我國新總統實現裁軍的願望，」鮑林在總統競選後不久寫道。肯尼迪也很有氣度，他邀請鮑林和166名「有創造性貢獻的美國人」參加1961年初在華盛頓舉行的總統就職典禮。鮑林因另有約會未能參加，但他還是頗有感觸，這畢竟是一種新的姿態，12年了，他一直受到白宮的白眼。他送去了請柬的回復，同時還附上了個人的一張便條：「我很高興能加入歡迎和祝賀您當選的行列，您是我們爭取世界和平的偉大希望。」

　　他的希望沒有落空。1961年，肯尼迪在聯合國發表演說，以總統的身份向蘇聯人發出挑戰：「不要軍備競賽，要和平競賽。」作為開始，可先禁止大氣層核試驗。與此同時，肯尼迪又一次充實了美國在日內瓦的和平談判團，派遣阿瑟·迪安為談判首席代表，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並下最大的決心」。

　　儘管這些都是積極的跡象，但鮑林認為仍須向有關方面不斷施加壓力。肯尼迪在談論禁止核試驗的問題，但他手下的人卻還在談論著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提供核武器的問題，說是要進一步提醒蘇聯人，他們在歐洲打地面戰爭是是無法取勝的。還有報告表明，中國人也在研製原子彈。鮑林認為，核技術這種可能擴散的現象代表著一種全新的也是非常危險的傾向。掌握核武器或者能夠生產核武器的手段的國家越多，發生核事故、偷盜核技術或引發瘋狂災難的可能性就越大。

　　鮑林確信，肯尼迪正在有效地促成禁試的談判，所以，1961年初，鮑林又轉向了一個新目標：制止核武器擴散。

　　鮑林夫婦認定，最好的方法是展開一場新的請願活動。在若干積極參加活動的朋友幫助下，鮑林起草了一份呼籲書，要求停止用核武器武裝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在全面裁軍的方向上跨出扎實的一步，增強聯合國的作用，並將其視為爭取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們將其命名為「關於停止核擴散的呼籲書」，並且立即寄發給兩千名科學家，這些人曾在他們以前那份請願書上簽過名。信封上的地址和收信人名字都是鮑林夫婦在他們廚房間的餐桌上一一填寫的。

　　一個月之內，鮑林從世界各地收到了七百多個簽名，其中有38名諾貝爾獎獲得者，110名國家科學院院士。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2月16日，鮑林在聯合國將這份請願書送交給哈馬舍爾德。同一天，他們還謹慎地向新聞界散發了一份說明書，詳細闡述了這次請願活動發起的經過以及資金的來源。

　　隨後，鮑林又巧妙地利用聯合國代表的廣泛性，開始尋求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他請求各國代表通過媒體徵求幾十萬人的簽名。簽名最後應當在4月中寄到，此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代表將要在奧斯陸開會，討論核武裝問題。這麼大規模的請願活動在以前還從來沒有出現過。

　　但是，縱然是歷史上空前規模的請願，鮑林在心裡仍沒有滿足。為了讓全世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他決定，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前夕，在奧斯陸召開一次國際和平大會。這次會議一定要回復到普格瓦什會議的精神，請鐵幕兩邊德高望重的科學家參加，向世界表明，軍國主義決不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唯一出路。這次大會的籌備工作可以在帕薩迪納進行，可以請他的那些熱心於這一活動的朋友們擔任會議的組織者。他在鮑林寓所舉行的一次籌備會議的記錄中寫道：他們希望激起全世界人民發出「抗議的怒吼」。

　　為大會制訂計劃，確定與會者名單，為他們安排交通，募集會議的經費，在春季剩下的日子裡，鮑林花了大量時間做這些事情。他首先寫信給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加納·賈恩，征得他同意開放諾貝爾學院作為開會的場所。他又說服施韋策、羅素和另外二十名知名人士充當會議的發起人。他將這次會議定名為「研究核武器可能擴散到更多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問題的大會」——不過，其他人都將其稱為奧斯陸大會。他又開始為大會籌集三萬美元的經費。最後，鮑林夫婦還得自己掏腰包為這次會議支付很大一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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