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30)

一三〇

　　這一時刻，人們預料托德會站起身來，指控鮑林蔑視國會。會場上鴉雀無聲，大家都在屏息等待將會發生什麼結果。然而，預料的高潮並未出現。托德只是簡單地說，「很好，」然後對他的首席顧問索懷恩使了一個眼色。

　　這第二次聽證會的真實企圖終於顯露出來了。鮑林不會背上蔑視國會的罪名，但也得不到新的機會充當自我犧牲的英雄。接下去又將是老一套的忠誠調查。索懷恩一句也沒有詢問散發請願書的事，卻不厭其煩地查問鮑林作為共產主義事業支持者的詳細背景。你到過東柏林嗎？你是否會見過羅森伯格？你有沒有參加舊金山抗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活動？

　　中午休會時，鮑林在大廳裡碰到了一個怒氣衝衝的年輕人。他對鮑林說，應當將鮑林驅逐出境。鮑林回答道，那可是一個大問題，因為他本人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沒有地方可以去。

　　下午，索懷恩又提出了一系列索然無味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你是否清楚，在你的請願書上簽名的蘇聯科學院院士中，有些人是共產黨員？有些問題則別有所指，全是為了證明鮑林已腑首聽命於共產黨的目標和意圖，並且與他們一鼻孔出氣。你是否知道，在你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中，有一個日本人湯川秀澍博士，他曾得到過列寧獎金？不，鮑林回答道，他只知道秀澍博士得到過諾貝爾物理學獎①。你是否支持過馬丁·卡門在申領護照問題上的鬥爭？根據調查，他曾向俄國人傳送秘密情報，因而被剝奪了出國的權利。鮑林回答說，他參加了這一鬥爭，然而，他提醒索懷恩，卡門已經得到平反昭雪，且已恢復名譽，他打贏了這場官司，後來又重新領到了護照。正如《紐約時報》專欄撰稿人穆雷·肯普頓指出的那樣，表面上看，鮑林是在「接受審查，然而，大家心裡明白，他根本就不應受到審查」。

　　①湯川秀澍（1907—l981），日本物理學家，曾任京都基礎物理研究所所長（1953—1970），提出一種使核結合在一起的核力理論，預言介子的存在，獲194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下午的會議上，威林搞到了托德那份開場白的全文，瞭解到後面六頁對鮑林進行了直接攻擊，在「與共產黨控制的組織關係曖昧或支持共產黨活動」的罪名下，羅列了二十幾個鮑林有過聯繫的可疑團體的名稱。在中午休會期間，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就向媒體散發了這份聲明。看來，參議員托德心裡在打著算盤，這一次，鮑林肯定只能充當為自己辯護的角色了。

　　聽證會在沉悶拖遝的氣氛中緩慢進行。索懷恩詢問了鮑林有關三十多個團體和二十五名個人的情況。採用的仍然是好萊塢式裝模作樣的歲月裡沿襲下來的那套標準的程式和節奏：你認識在你的請願書上簽名的某某先生嗎？你知道某某先生曾被指控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共產黨陣線組織的一名成員嗎？你曾是某某組織的一名成員嗎？你是否知道，某某團體曾被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列為共產黨陣線的一個組織嗎？這一切，實在是全憑聯想來扼殺個性的一種訓練，極盡詆毀之能事的一幕鬧劇！

　　經過五個小時的聽證，這幕鬧劇總算收場了。托德大步走到鮑林跟前，說，「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是不是？」鮑林轉過身來，根本就沒有理睬，徑直走了出去。

　　◎21　和平

　　§學界富豪

　　在公開場合，鮑林算得上是大獲全勝了。他迫使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後退了一步，他們再也不敢借用蔑視國會的罪名進行威脅了。托德黔驢技窮誹謗鮑林的圖謀似乎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新聞媒體大多數人都沒有理會他那套老掉了牙的指控。聽證會結束不到一個月，肯尼迪在爭奪白宮的競選中得勝，美國政治即將步入新的方向。對鮑林舉行的聽證會實際上成了以反共名義對持不同政見人士政治迫害的最後一次嘗試。

　　鮑林的堅定立場使他成了和平運動中赫赫有名的偉大英雄。在與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發生的那次衝撞以後兩個星期，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在紐約組織了一次集會，這次集會在後來自發地演變為對鮑林的一次表彰會。聽說鮑林要到會講話，一下子就有兩千多人擠進了賓館遊艇俱樂部舞廳，還有幾百個人擠在附近幾個房間裡通過擴音機收聽他的演說。另外有好幾百人經過勸阻才悻悻離去。大家都想親眼看一看這位打敗了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人。為了支持鮑林敢於在國會抗爭的精神，當地有成千上萬名大學生在一份請願書上簽了名。當鮑林接過這份請願書時，與會者熱烈鼓掌。他們認真地聽取了鮑林講述與小組委員會鬥爭的親身經歷。鮑林呼籲永遠結束戰爭，恢復人的權利，贏得全場聽眾的歡呼和喝彩。他從自己的經歷中學到了一些東西。『淨取和平的鬥爭，」他對聽眾說，「離不開爭取自由的鬥爭。」

　　＊＊＊

　　與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鬥爭取得了勝利。從此開始，鮑林可以偃旗息鼓，馬放南山，將這一段經歷拋在腦後了。但是，他做不到這一點。經受挨人質詢的煎熬時刻，面對處心積慮譭謗他名聲的卑劣伎倆，他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鮑林怒氣難消，認為這一切是麥卡錫主義的死灰復燃。他不僅沒有拂袖而去，正好相反，他比過去更加精神抖擻。他連續不斷地到處遊說，頻頻在電視裡抛頭露面，攻擊托德，口口聲聲責備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不講道德」，責駡那位參議員是「一個混蛋」。

　　「據我所知，我們美國只有幾千名共產黨員，而在法國和意大利卻有好幾百萬，」在托德召開的聽證會後不久鮑林這樣寫道。「我實在弄不懂美國人民怎麼會受到幾千名共產黨人的危害。共產黨人對我們的人權和自由可能會成為一種危脅，對此我們應當清醒，情況嚴重時，我們還得保持警惕……（但是）反共的壓制力量目前處在有權有勢的地位，因而更加是一種威脅——他們現在就在剝奪我們的正當權利。」此時，鮑林分出了一部分時間致力於取消這一類調查委員會的活動，下定決心與這些即將壽終正寢的宿敵周旋到底。

　　然而，托德反撲過來了。雖然鮑林成功地推遲了上次參議院聽證會報告的發表——1961年初，有人一直在爭論要不要在這份報告裡列入托德沒有宣讀的那部分開場白和其他有關的材料——以托德為首的小組委員會還是發表了另外一份單獨的報告，其內容涉及到普格瓦什運動，簡要介紹了一些運動參加者的可疑背景，其中就有九頁多的篇幅專門介紹鮑林「明顯地傾向於共產主義事業的情況……自然與共產黨人所持觀點保持一致，而這一切都與科學研究活動毫不相干」。

　　原先那份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後來發表於1961年3月，其中包括了托德開場白聲明的全文。隨同此文刊登的還有小組委員會的一則新聞公告，其中提到，「我們有理由懷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散發（鮑林的）請願書的過程中，共產黨的組織機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文中提供的證據主要是鮑林與左派交往的歷史。「在我國共產黨人展開的和平攻勢中，鮑林幾乎在每一次重大的活動中都充當了科學界領頭羊的角色，」這份報告得出結論說，有一系列跡象表明，這一切「並不全是偶然或者在他不自覺的情況下發生的」。他唯恐鮑林的同行弄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托德還主動向國家科學院院士和其他著名科學家提供了這份報告的副本。

　　「造謠……中傷……這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為惡劣的誹謗，」威林在讀了這份報告以後對鮑林說道。鮑林完全同意這一看法。第二天，他致函美國人道主義協會，猛烈抨擊托德的做法，責問他或者小組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敢不敢放棄國會議員的轄免權，以便讓鮑林控告他們。鮑林在早些時候還曾說過，他可以與托德進行公開的辯論。

　　鮑林的反應也延伸到了那些跟著托德亦步亦趨的人和事，其中包括緊跟在小組委員會後搖唇鼓舌的報刊文章，還有那些鮑林認為是詆毀自己人格的談話聲明。「有些報紙成了麥卡錫主義捲土重來的幫兇，」他說。「這些報紙應當停辦。」為此，他又單槍匹馬地展開了戰鬥。在下一年裡，他和自己的律師們先後提出了五起法律訴訟。他要求華盛頓貝林漢姆的《先驅報》賠償6萬美元，因為該報登載了一些致編輯部的信，對鮑林的愛國主義表示懷疑；要求賓夕法尼亞州約克群反共聯盟賠償10萬美元，因為該組織根據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聖路易斯《全球民主》雜誌發表了一篇反對鮑林的社論，鮑林要求賠償叨萬美元；紐約《每日新聞》稱鮑林是親共「半公開的美國喉舌」，他又要求賠償50萬美元；他還要求赫斯特報業集團和國王報刊辛迪加賠償100萬美元，因為右翼專欄作家、一直與鮑林作對的老冤家富爾頓·小劉易斯寫了一篇攻擊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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