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29)

一二九

　　眼看可能遭到徹底失敗，托德開始泡制一系列長篇文章，反駁攻擊他的報紙，歷數鮑林與共產黨有曖昧關係的種種活動，要人們相信他要求知道有關人的姓名是完全清白正常的。但是，他在著文、論爭和幹勁方面，根本就不是鮑林的對手。6月21日夜裡，就在他參加小組委員會聽證會後幾個小時，鮑林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和平人士舉行的一次盛大集會上，號召聽眾寫一封公開信給托德，「就說你們都不希望我因為蔑視他而進監獄，」此時，他的講話激起了全場暴風雨般的掌聲。第二天上午，他向全國廣播公司《今日》節目的電視觀眾陳述了他受到政治騷擾的詳細經過。他又開始撰寫一系列文章和信件專門介紹自己的案子。聲援從四面人方湧來，許多素昧平生的人紛紛寄來捐款，幫助他償付法律訴訟的費用。

　　威林經過努力，將聽證會推遲到10月，以至鮑林和愛娃可以繼續到各地發表演說。小組委員會發出的威脅似乎使他們更加精神抖擻了。7月9日，他倆一起在洛杉磯領導了一次群眾性「要求裁軍的步行」活動，一共吸引了四千多人參加——這是大多數洛杉磯人看到的第一次抗議遊行。隨後，他們又赴歐洲作短暫訪問。兩個人橫穿歐洲大陸，多次向許多聽眾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後來，他們又在日內瓦停留，先後與美國、英國和蘇聯等國的大使就禁試談判問題舉行私人會談。托德的行動不但沒有消除鮑林的影響，反而促使鮑林在人們的心目中顯得更為重要了。鮑林的日內瓦之行特別令人鼓舞。鮑林注意到，大使們一個個都向他保證，他們已接近於達成協議，這就使他更有信心和決心繼續進行影響公眾輿論的活動。

　　8月，鮑林回國。他與托德展開了另一條戰線的鬥爭。他向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提起法律訴訟，要求法官作出公開判決，認定他有權拒絕小組委員會的無理要求。這樣做的法律根據是：小組委員會的要求，不但與調查無關，而且構成了無理的搜查和扣押。除了援引第一修正案外，又加上了第四修正案，同時還利用了政府的司法部門與國會濫用權力的行為作鬥爭，實在是一項高明的法律行動。但是，結果並不成功。在地方法庭上，政府律師爭辯稱，作出有利於鮑林的裁決，「將意味著任何立法程序的終結」，因為每一個參加聽證的證人在接受調查前都可以跑到法院起訴。8月下半月，法官決定，鮑林的起訴不予受理，因為這是立法機關的事，司法部門不宜插手。鮑林和威林不服這一決定，又提出上訴。

　　與此同時，鮑林繼續利用公關手段增大壓力。每一次講話他都要攻擊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成千上萬封信件開始向托德和他的參議院同事們襲來。有些信件上有幾十個人簽名，甚至還有幾百個人簽名的信件。在鮑林請願書的誕生地——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一百多名教職員工聯名簽署了一封抗議信；賓夕法尼亞大學有17名教授也聯名寫了一封信。帕薩迪納的居民和加州理工學院教職工寄出了上百封信件。還有從世界各地傳來的抗議，從德國、日本、挪威、墨西哥、英國、印度，從諾貝爾獎得主、全國有名的和平人士和普通百姓，都傳來了正義的呼聲，齊聲稱讚鮑林「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嚴勵譴責侵犯這位「身陷麥卡錫主義囹圄的美國偉人」的粗暴行徑。

　　整個夏季和初秋，托德一直疲於奔命。一方面，他要應付外界的種種詰問，另一方面，又要檢查關於6月份鮑林出庭聽證的總結報告準備的情況。當鮑林讀到那份報告的清樣時，他的精神更加振作起來了。托德打算將這份報告定名為「共產黨的滲透與壓力集團的利用」。鮑林將這份清樣與聽證會油印記錄作了仔細的對照，發現他的證詞中有些內容被刪去了——他感到，這是經過編輯整理的材料，因為被刪去的內容對他有利——再說，參議員們可以將他們自己所說的話重新整理，而鮑林卻得不到這樣的機會。鮑林在讀完這份報告以後，從中得到證據表明，托德是故意提出一些問題來誤導公眾的。舉例來說，托德將鮑林聲稱送到聯合國的請願書簽名數與實際簽名數作了對照，此時鮑林已從聯合國搞來一份完整正確的請願書文本——證明他報告的數字是正確的——這一文本在舉行聽證會的那一天就已經放入檔案。類似的情況還有，索懷恩曾經暗示，鮑林出於某種原因，隱瞞了俄國人曾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事實，但從小組委員會掌握的文件中已清楚說明，鮑林並沒有這樣做。

　　這一切，以及還有另外一些事——「你知道都是虛假的，」鮑林在給托德的一封用於更正的信件中寫道，他曾被要求對自己的證詞負責——現在，鮑林確信，托德和他的小組委員會並沒有採取誠實的態度。於是，鮑林又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他指控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對他進行政治騷擾，他還將其斥為「在美國和美國人民臉上抹黑的行為」。

　　「無論用哪種方式，我們遲早還將為這樣的事忙碌一陣，但我們對最後結果並不感到特別擔心，」愛娃曾對一位朋友這樣說道。「然而，萊納斯的才華浪費在這種事上，實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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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將過，托德受夠了鮑林的氣，決定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論壇上開始反擊了。看來，說鮑林蔑視國會，這個罪名很難成立——況且，還需要全體參議員的一致通過，但許多參議員已從下屬選民那裡收到過有利於鮑林的信件——不過，他也有別的辦法讓鮑林嘗嘗他的厲害，他要向全體國民揭發鮑林的真實用心。他手下的人開始將鮑林有共產黨嫌疑的活動匯總成一份過硬的材料。

　　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為鮑林舉行的第二次聽證會日期定在10月11日。在此之前，公關戰鬥達到了高潮。鮑林打算在報紙上用半版篇幅刊登廣告，詳細闡述托德對他騷擾的經過，要求所有美國人幫助消除國會幾個委員會的「越權行為以及推翻憲法與人權法案的行為」。《紐約時報》以其中含有誹謗性文字為由，拒絕刊登這則廣告，但《華盛頓郵報》將這篇文章登了出來。托德則發表了另一篇長文進行反擊，辯稱他的做法只不過是「基於名譽和理性要求對方合作而已」。鮑林要求聽證會延期舉行；托德一口予以拒絕。爭取公民自由緊急委員會也刊登了一則廣告，在上面簽名的有上百位自由派人士；托德吩咐手下工作人員一個個審查這些簽名的人，看看有沒有人與共產黨有牽連。《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將小組委員會這種追查鮑林的行動稱為「常規的騷擾政策的一部分」；托德則主動向他認為能夠影響公眾輿論的人寄去了6月份聽證會的書面記錄。

　　10月10日夜裡，鮑林在他下榻的華盛頓旅館外面，收到了一張傳票，命令他第二天上午出庭，並要他攜帶所需的簽名記錄和轉發的信件。

　　聽證室被記者和旁聽者擠得水泄不通。其中就有愛娃，她衣著整潔端莊，頭戴一頂帽子。但是，小組委員會的座位卻空在那裡。托德是唯一的一個在10月11日聽證會上露面的小組委員會成員，其他委員似乎個個都有要緊的事需要他們親自去處理。但是，缺乏支持好像並沒有使這位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參議員心煩意亂。他在宣佈開會以後，宣讀了一篇長達12頁的聲明，辯稱他進行這次調查是光明正大的事。讀了6頁之後，他問鮑林和威林，要是他就此打住，讓聲明的餘下部分記錄在案，他們是否介意。威林表示同意，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這份聲明在正式發表以前，得讓鮑林有機會閱讀並作出必要的答覆。接下來，托德立即轉入實質性提問階段。你有沒有帶來所需的簽名原件？鮑林已經帶在身邊，一共有好幾卷，且已用紅色封面裝訂成冊。

　　然後，聽證會重要的一幕開始上演：你帶來了請願書散發者名單的書面材料嗎？

　　鮑林還來不及開口回答，聽證室後排座位上站起來一個很難形容的男子，高聲宣佈自己就是協助散發請願書的人之一，並稱他因此而感到十分自豪。鮑林回過頭來想看看是誰。全場突然響起了一片掌聲。此人名為赫伯特·傑赫爾，本地的一位大學教授。他先向托德深深鞠了一躬，轉過來又向聽眾彎腰致禮，然後就坐了下去。鮑林會心地笑了起來。

　　鮑林然後轉身面向托德，回答了他的問題。「我不想讓這些人成為小組委員會進行政治報復的對象，」他說。「我本可以同意這樣做，使自己得到保護，但是，我必須首先保護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人。」他仍拒絕提供散發者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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