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27)

一二七

　　然而到5月初，會議又不歡而散。屬最高機密的美國U－2型飛機在俄國上空被擊落，對艾森豪威爾來說，這可是奇恥大辱，因為他以前曾發誓不再舉行這一類飛行。這也扼殺了在巴黎高峰會議上最後簽訂禁試協議的任何機會。原子能委員會的麥科恩和特勒乘國際談判破裂之機，施加了新的一輪壓力，要求進行新的核武器試驗。公眾輿論的鐘擺又開始擺動，這次傾向于對蘇聯人採取更加強硬的路線，甚至主張拖延簽訂部分禁試的條約。

　　對鮑林來說，U-2事件進一步證明了美國在禁試談判中充當了頑固堅持對抗的一方，這個國家似乎總想找茬將事情搞糟。這就無異于陰謀策劃讓冷戰的陰風繼續刮下去。此時，鮑林演講的中心內容不光停留在核武器的恐怖上，而且也涉及到他看到的軍界工業集團如何支配美國政策的情況。這一集團的頭目是特勒，還有鮑林所稱的「為數很少但頗具影響的一小撮人」，他們聚集在特勒的周圍。「世界各國的軍國主義者、實業界大亨、氫彈科學家和政客正在不遺餘力地尋求一種繼續進行冷戰的辦法，目的是要把本國的意志強加在世界各國的頭上。」他還說，這個由軍國主義者和實業界大亨組成的集團「就是我們的敵人」。

　　5月中旬，鮑林和愛娃驅車前往伯克利，準備在那裡發表更多的演說。他們從電臺中聽到消息說，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一個審判團預定在舊金山開庭，在市政廳外面引來不少人舉行強烈的抗議，其中多數人是學生。他們還聽到了記者描述現場的情況，說警察使用消防龍頭和警棍驅趕示威者，抗議活動演變成一次小規模騷亂；現場一片混亂，到處是高聲尖叫的學生，許多人被揪著頭髮拖到囚車上。當夜電視臺就播送了這一場面，美國公眾普遍感到很震驚。

　　鮑林感到非常激動。在他看來，任何反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行動都是好事。但是，這一次抗議有美國大學生參加，意義就更重大，因為在整個50年代，這個群體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夠活躍的。舊金山騷亂實際上標誌了一個新的反政府學生運動的開始，這也是在新左派的發展過程中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第二天，鮑林按預定計劃去聯合廣場舉行的一次集會上發表演說。會後，為了聲援學生的正義行動，他和愛娃一起加入由成千上萬名抗議者組成的糾察隊。大批人聚集在市政廳外，高呼口號反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抗議政府粗暴對待學生的行徑。鮑林對記者說，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不講道德，應當解散。他又補充說：「最近幾年裡，美國學生在集會抗議、遊行示威或參加政治活動方面是相當遲鈍的，我認為，現在美國學生開始覺醒起來了，這確實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

　　§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

　　6月，鮑林在東海岸進行和平演說的巡迴活動。期間，他在華盛頓對愛娃非常喜愛的一個婦女團體發表了一次講話。這個團體的全名為爭取和平和自由婦女國際聯盟。會後，他被崇拜他的與會群眾團團圍住，她們感謝他作了一次令人振奮的演說，希望得到他的具體指導，並把一些資料交到他的手中，其中有剪報，即將舉行活動的通告，還有一首專門為他寫的詩歌。鮑林對大家表示感謝，然後將大多數材料塞進了自己的衣袋。一直到他回到下榻的旅館房間脫下外衣時，他才將這些材料從袋裡倒了出來。然後，開始閱讀這堆亂糟糟的資料。突然，他停了下來，就在這些會後塞給他的材料中，有一張是傳票，命令他到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一次執行會議上出庭。他不得不兩次查看具體的日期。他必須在星期一，也就是6月20日——後天的上午到場。

　　用這種方式給人送傳票，確實是出人意料的事。不過，來自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這一類干擾，已經不是罕見的事了。鮑林先前領教過這個小組委員會。它是在1951年由參議院發起成立的，為的是配合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活動，那時，後者已經以反共著稱。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先後由一系列保守派人士擔任主席，在50年代曾經上演了一幕幕轟動全國的聽證會醜劇，矛頭直指外事局、青年組織和電視行業中共產黨的影響。這個小組委員會曾在1956年將鮑林列為贊成共產黨綱領的主要人物之一，並在1957年威脅要傳喚他到小組委員會回答幾個問題，說清楚有沒有共產黨人在背後支持他反對核試驗的請願活動。

　　最近，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代理主席托馬斯·托德又威脅說，要是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不將內部赤色嫌疑分子清除出去，就要舉行一次聽證會來弄清是否這個組織受到共產黨影響的情況；用鮑林的話來說，這一組織的領導人諾曼·庫辛斯已經「屈服於」托德的淫威，開始對其成員實行一種本質上是忠誠審查的措施。這一決定導致了這一組織的領導層發生了分裂，使這個全國最大也是最有影響的和平組織陷於癱瘓的狀態。據鮑林的估計，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與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完全是一丘之貉，這也是政府腐敗的又一個實例。

　　然而，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發出傳票呢？最為明顯的根子是托德。托德是一個很不一般的參議員，來自康涅狄格州第一批民主黨人中的一個。看來，他想方設法要在全國範圍內為自己爭得一種獨特的地位，無論如何要人們記得他原先是一名傳統的自由党保守派人士，現在已不同尋常地一身而二任，而且他還來自於一個北方的州。他積極參與參議員的競選活動，大聲疾呼反對蘇聯人，支持研製特勒所說的「乾淨的炸彈」。他很快就成了民主黨中拼命叫嚷要繼續試驗以保持美國強大的人。當他被提名為擔任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代理主席一職時，他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一個機構，對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和其他反核團體進行調查和攻擊。鮑林自然就成了他下一個目標。

　　托德的做法還受到小組委員會研究室主任本傑明·孟德爾的鼓勵。孟德爾以前是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的高手，從1951年起就對鮑林作過跟蹤的調查，鮑林成了他得意的目標之一。他在1957年曾受小組委員會的指使傳訊過這位持不同政見的科學家；出於政治的考慮，這一做法並沒有成功，但他仍在搜集鮑林反對核武器活動的材料。在鮑林於1958年公開他發起的世界科學家請願書的內容後，孟德爾曾給小組委員會首席顧問朱爾斯·索懷恩寫一封便箋，其中提到：「您也許已經注意到，這一文件中有一條消息，其大意是，萊納斯·鮑林運用共產黨慣用的方式越過美國政府行事，關於這方面詳細的情況傳訊鮑林，一定是很有意義的。」

　　在孟德爾給托德審閱鮑林的檔案時，這位新任參議員很快就斷定，鮑林很可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他曾徵集過鐵幕背後的簽名來為他1958年請願書壯聲勢。雖然這次請願活動已過去兩年，但鮑林譴責美國軍國主義的言論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托德的推理，如果真要恢復核試驗，就一定要表明鮑林這類人物的活動是共產黨「和平攻勢」的組成部分。托德對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的攻擊已經收到了成效，審查鮑林必將成為對這類和平團體的又一個打擊，也許還有助於在選舉年裡增強民主黨堅決反共的聲望，托德批准了傳訊鮑林的行動。

　　他並沒有料到他會得到怎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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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林在看到這張傳票後，馬上就打電話給威林。第二天，威林就來到華盛頓。在鮑林居住的旅館房間裡，兩個人商量了好幾個小時。從傳票所用的語言來看——要求鮑林出證，「就共產黨人參加或者支持的禁試宣傳活動，以及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陣線的活動，提供你所瞭解的情況」——兩人一致認為，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一定會利用有關鮑林的全部檔案，特別是麥卡錫在以前用過的指控材料。但在接到通知後這麼短的時間裡就要制定一種對付的策略，而且又不清楚托德具體會問些什麼，確實是一件難事。鮑林和威林以前都經歷過這一類事情，兩人都知道，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一個人進行政治迫害，既可以損害這個人的名譽，又用不到提供任何證據。托德使用的是釣魚上鉤的策略。如果不想成為他的戰利品，唯一的辦法就是反過來將他置於受攻擊的地位。他們認識到暫時只能使用鮑林在護照問題上用得非常成功的戰術：通過新聞媒介開展一次強有力的宣傳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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