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23)

一二三

　　然而，世界格局正從根本上發生變化。儘管特勒有很大的影響，原子能委員會遵循著一條強硬的路線，一貫反對禁試的談判，但是艾森豪威爾還是改變了航向。其部分原因是他受到了溫和派顧問的影響，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他注意到了公眾在放射性塵埃問題上接連不斷的抗議。由於鮑林公開發起的運動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這方面活動的力量仍是相當強大的。總結回顧了過去十八個月裡的政績，希望自己在離開政壇以前能做一點實事來推進世界和平的事業。

　　於是，出於種種原因，美國政府在1958年夏天突然同意進行禁試的談判。1958年7月，在日內瓦召開了一次有關專家的會議，在技術上研究核查的可行性——談判雙方都需要保證，條約一旦生效，要是某一個國家有欺詐行為，就能立即被抓住，因此，核查是在這個方向上邁出的第一步。那年夏天，專家們在緊張地談判，另一方面，核試驗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不過，到了8月下半月，鮑林聽到了好消息：日內瓦專家會議已認定，要識別一次非法的核試驗，甚至是地下核試驗，在技術上是可以辦到的。現在，通向禁試的大門已經打開了。美國和英國已經完成了一系列最新的試驗，因而能正式宣佈，它們準備停止核試驗一年，條件是蘇聯人也這樣做。

　　在此之前六個月，提出禁止核試驗的任何想法都被認為是共產黨顛覆活動的證據。如今，這已成為政府官方的政策。

　　這一驚人的轉變使鮑林興奮不已。此時正值鮑林的新書《不再有戰爭！》開始上書架發售之際，鮑林旋風般地周遊於全國各地，進行促銷的活動，希望能在公眾中產生一種轟動的效應。但是，也許美國政策的變化降低了這本書的吸引力，儘管它受到廣泛的好評和推崇，評論界也不乏褒詞和讚語，欽佩他勇於堅持禁試的立場，稱讚書中的「論述簡潔有力」，但這本書的銷售情況卻令人失望。鮑林最後自己掏腰包買了幾百本，分發給他認為在禁試問題上有些影響的人物。他還向世界各國領導人寄送了一些，向美國參議院議員各送了一本，甚至還在加州理工學院同事的辦公臺上留下了幾本。

　　鮑林成了艾森豪威爾改革的倡導者，不過，這一地位並不意味著他將不再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了。8月底，他抵達英國，一方面是出席學術會議，另一方面是要親自露面，支持《不再有戰爭！》一書在英國出版。他還要向「核裁軍運動」發表演說，這是以羅素為首的和平人士組成的一個團體。移民局官員強迫鮑林縮短訪問英國的時間，使他無法參加反對核試驗的群眾集會。鮑林和羅素設法將這一事件在新聞媒體上曝光，各報將其作為冷戰歇斯底里的一個例子作了廣泛的報道。結果產生了預期的影響：英國政府只好讓步，允許鮑林回到集會上講話。經過這一番吵鬧，鮑林出現在集會上，引來了一片歡呼喝彩聲。正如一家報紙報道的那樣，移民局弄巧成拙，幫助鮑林成了「在英國反氫彈積極分子面前講話的一位最惹人注目的名人」。

　　此時，鮑林對自己將要發表的講話完美無缺地打好了腹稿，這將是一篇標準有力的反對核試驗的政治演說，估計歷時一小時左右。開頭總是一樣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無與倫比的世界上」，他要對在場聽眾說，「一個美妙的世界！我喜歡世上的一切：星星，高山，海洋、湖泊和河流，森林，礦產，分子——特別是人。在最近幾個世紀裡，關於這一個世界，科學家已經發現許多神奇的事情……」他要簡單地列舉自己頗感興趣的幾項新發現，談談血紅蛋白的結構，說明中微子的特性有點像小小的推進器，等等。在此之後，他還要從科學怎樣使社會進步，一直談到醫學、交通和通訊事業的發展。

　　不過，他希望說明，科學上也有一些發明和創造，已經將這個世界完全置於空前的危險中。他接下去就要進入中心的議題，論述1945年的原子彈和1954年的鈾彈「這兩次重大的突變」使戰爭成了人們不敢想像的事。他還打算向聽眾描述一番恐怖的景象，說明放射性塵埃和全面核戰爭災難將會造成怎樣的破壞，然後再用一些具體的數字激起聽眾的憤怒，讓他們瞭解美國正在花費多少金錢來毀滅這個世界。同時，他還要告訴聽眾關於核武器研製和擴散的最新消息。「為什麼要製造更多的毀滅性武器呢？」他會這樣問。「這些武器非用不可嗎？這個世界上各個大國的領導人是否想要犧牲世界上所有的人，因為他們都不願合情合理地進行彼此之間的談判，運用人類的理性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我認為，這些政治家和外交家仍然生活在19世紀的世界上，他們不懂得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仍然生活在強權政治的舊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今天這個現實世界上。」

　　他堅持認為，新的科學進步要求在政治上採用新的做法。「我們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應具有科學的精神，」他會這樣說，「處理國際事務，就是努力尋求正確、公正地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法，決不是讓一個國家壓倒另一個國家，也不是挖空心思去損害他國的利益。我相信道德，相信正義，相信人道主義……是讓道德在國際事務中佔有支配地位的時候了，是讓世界各國用國際法來規範自己行為的時候了。」最後，如果聽眾是美國人的話，他還會揮舞這樣的旗幟：「我是美國人，」他將這樣來結束自己的演說，「出生在俄勒岡，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已經多年了。我為自己偉大的祖國而自豪。我希望美利堅合眾國帶一個頭，在處理世界事務的進程中，讓道德佔有優先的地位。」

　　這篇基調性政治演說在世界各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每到一處，無論是英國，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奧地利，還是法國，他都受到了許多反對核武器的團體和群眾熱烈的歡迎。他的形象與美國倫那副典型的漫畫式形象構成了鮮明的對照：美國佬在人們的心目中，不是華盛頓那樣張牙舞爪的帝國主義官僚，就是大腹便便、粗裡粗氣、醜陋無比的美國遊客；鮑林則是身材魁梧、機智幽默、平易近人的西方人，誰也不能使他閉上嘴，無論美國政府怎樣對待他，他決不害怕把真理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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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英國移民局發生的糾葛，標誌著鮑林一生在公共場合最後碰到的一次令人不快的事件。隨著美國官方政策向禁試方向傾斜，只有極右派的新聞媒體仍要攻擊積極反對核武器的人士了。鮑林仍然受到聯邦調查局的秘密跟蹤，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仍在搜集和整理有關他活動的檔案。但是，聯邦調查局經過12年調查，能夠說出對鮑林最不利的結論是：「多年來，鮑林一直是渴望在公共場合抛頭露面的人……他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一個唯我獨尊的人物。」唯我獨尊構不成叛國罪，因此，鮑林的名字也就從這個機構的安全薄上刪去了。

　　日內瓦禁試談判原定於1958年10月的最後一天舉行——這個日子也是希望各國暫停核試驗的起始日。在此之前的準備期內，有關各方都爭分奪秒地進行了一系列核試驗，這些也許是在一段時間裡最後的試驗了。美國將自己進行的這一系列試驗稱之為「截止式行動」。單單在10月份的前三個星期裡，蘇聯人就爆炸了14顆核裝置，散發出大量的放射性塵埃，由此導致洛杉磯的放射性含量的讀數比正常數字升了120倍，這是在核試驗地區以外記錄到的最高值。在萬聖節來到之前，三個核大國在1958年一共進行了63次核試驗——這個數字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核試驗總數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在10個月時間裡完成的。

　　與此同時，聯合國的一個專家委員會核對了所有的證據，得到的結論證實了鮑林發現的結果：核試驗每年大概會造成42萬白血病病例，「即使是最小數量的放射性也可能造成遺傳性惡化的……效果」

　　日內瓦談判開始時，媒體報道稱，1958年進行的各種核試驗生成的放射性煙雲正在向各方飄散。這使公眾感到焦急和不安，鮑林也乘機在火上澆油。他知道，談判在以前曾經破裂過，特勒和原子能委員會新任主席麥科恩仍在拼命鼓動有關方面恢復核試驗。鮑林還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公眾不斷向有關方面施壓，才能保證談判不出軌。他發表演說的時間表仍然是排得滿滿的，他照樣經常地與接受原子能委員會資助的研究人員進行小範圍內的爭論，這些研究人員對他提供的核試驗影響健康的數據表示有懷疑。

　　那一年秋天，鮑林與那些認為他的估計數據不可靠或者有政治動機的人經常有書面的交鋒；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他每一次都會引用有關方面認真研究後發表出來的資料，例如，聯合國公佈的報告，還有原子能委員會自身發表的數字。這類爭論的最終結果總相同：在缺乏更精確資料的情況下，鮑林的數字和別人的數字都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不再有戰爭！》一書中提出的論點和事實是正確的。「我可以高興地說，自從我這本書面世以來，發表的任何新信息都沒有推翻我在書中得出的任何一個論點，」他在1959年1月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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