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24)

一二四

　　日內瓦談判一直繼續到第二年春天。在此期間，鮑林在全世界各地遊說，向和平團體、教會組織、學生組織、工人組織和其他各方面人士講話。前一年秋天瘋狂地進行的核試驗生成了大量放射性塵埃，此時，這些塵埃仍然飄浮在空中，散落到四面八方，因此，鮑林的講話就更有份量了。報刊幾乎每天都要用這樣一些標題把這個問題帶進千家萬戶：「噴氣客機飛越美國上空，機身外表覆上放射性鍍層」；「明尼蘇達州小麥鍶90含量超標」；「牛奶和兒童骨骼中鍶90含量急劇上升」；「紐約鍶90含量四年翻番」。此時，原子能委員會正在採取新的行動，鼓勵人們構築防彈設施，只因未及時發表新聞公告，就被人指摘為自相矛盾。評論界質問：同一個機構，一方面在加緊研製核武器，另一方面又要負責監測核武器對健康的影響，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政治上的壓力也不斷加大，有人要求撤銷原子能委員會有關公眾健康方面的職責，鮑林則提議將這種職責轉交給美國公共衛生署。

　　反對核武器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熱情也日益高漲。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舉行了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的集會，有二千四百多人聞訊前往當地的一個禮堂，在那裡，他們屏息靜聽鮑林傳達一條條令人心寒的消息：美國積聚了一個龐大的核武庫，足以殺死世界上每一個人二十多次；構築防彈的設施，建立全民防禦的體制，這類高談闊論「全是幼稚可笑的胡話」；原子能委員會是一個「反復無常」的機構；「我們孩子骨骼中鍶90的安全含量是零」。

　　鮑林心裡想，辭去系主任之職也許並不是壞事。他現在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心裡想說的話了。為了反對核試驗，為了和平的事業，他想要怎樣幹就怎樣幹。事情正在取得實質性進展。他在4月份寫道：「我對發生變化後自己所處的境況感到很高興。」到了6月份，他就感到更加自信樂觀了。「從一年前開始，一切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說道。「一年以前，我提出的一些建議與政府的政策相抵觸，如今，我的感覺絲毫都未變，但這些建議已經成了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朗巴瑞納

　　鮑林見到過不少總統和總理，也見到過許多哲人和國王，但他還需要見見在他看來是世界上和平和道德最為有力的捍衛者：施韋策。他打算在1959年夏天實現自己這一個願望。

　　施韋策是一位奇特的人，責任心極強。他出生在法國，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的背景——研究過巴赫，考證過耶穌的歷史，撰寫了關於康德和基督門徒保羅的幾部專著，取得過神學、音樂、哲學和醫學一共是四門課程的博士學位——他離開了歐洲，放棄了一切榮譽，隻身去法屬赤道幾內亞叢林中一所原始醫院，為救治當地百姓而默默無聞地工作。整整35年裡，他在公眾的視野裡消失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那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傳奇經歷才受到新聞媒體的注意，一夜之間他成了有口皆碑的英雄。施韋策成了人們崇拜的偶像，幫助苦難大眾的「白人奇才」，自願放棄學術功名而投身於基督教服務的聖賢。施韋策在195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後，被人們普遍稱頌為在世最偉大的歐洲人。他贊同的思想必定有無與倫比的威力，有他的署名——比方說，他在鮑林要求結束核試驗的請願書上簽上名——其價值抵得上成千上萬個普通人的簽名。

　　自從鮑林在1957年徵求施韋策在他的請願書上簽名以來，兩人就核試驗和呼籲禁試等問題一直保持著書信的往來。施韋策曾邀請鮑林去非洲訪問。愛因斯坦的逝世使鮑林失去了一位能夠在道德問題上提供建議和指導的長者；還有誰比聖賢更適合充當這一角色呢？

　　1959年7月，鮑林夫婦從德國乘飛機抵達朗巴瑞納，這是位於非洲中部的一個小村莊。隨後，他倆轉乘一輛吉普車到達附近一條河流的岸邊，在那裡登上一條獨木舟。兩名船工一面劃槳，一面唱歌。小船在河面上飄流了最後幾英里，最終來到了施韋策的醫院。

　　鮑林夫婦一下子為醫院的原始景象驚呆了：沿著泥濘不堪的小道，零亂地排列著一間間茅舍。煮飯的油煙，豬穢的哄鬧，鸚鵡的聒噪，孩子的啼哭，好一番異國他鄉的情調。他們看到了經過馴養的巨嘴鳥和猿猴，一個很大的菜園，不遠處，四周全是鬱鬱蔥蔥的叢林，從那裡不斷傳來呱呱的鳥鳴，給人以沉悶的感覺。「這裡的風景非常美，但實在太亂了，」愛娃在日記中寫道。

　　他倆與施韋策及其下屬人員寒暄了幾句以後，就去其中的一間茅舍招待所裡安頓下來了。看來，每天都有來來往往的客人被安置在這種招待所住宿。鮑林夫婦停留的時間比大多數客人都要長。在接下來整整一個星期中，他們由施韋策手下英俊年輕的醫務主任弗朗克·卡奇普爾作嚮導。在醫院四周兜了一圈，並且參觀了當地病人居住的茅房。他們與醫院的工作人員交談，並與新聞記者、作家、攝影師、國家元首、電影明星以及乘舟前來探幽獵奇的富豪大款們聊天。施韋策把大多數來訪者看作為佔用他時間的累贅；他往往裝著不懂英語以避免無謂的閒談。

　　但是，鮑林夫婦可不一樣。「在來到朗巴瑞納的所有客人中，鮑林是最感到自由自在的人了，」卡奇普爾說。「對於我們這家非洲叢林醫院的嘈雜、肮髒和混亂，他表現出毫不在意的樣子。」正因為如此，他很快就得到了施韋策的好感。每天下午，他們開始與他和其他員工一起進餐了——愛娃注意到了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現象，黑人和白人是分開用餐的——吃過飯以後，他們又待在一起聽施韋策用法語講解一些有關宗教的問題。一個星期後，鮑林應邀作一次飯後的演講，題目是鐮狀細胞貧血症。這種病在當地很流行，但醫院員工對這方面的知識卻非常缺乏。鮑林用漂亮的德語講了45分鐘，給員工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施韋策在大部分時間裡一直在打瞌睡，直到講課快要結束時才醒來，正好有一點時間佈道，他朗讀了使徒保羅的信件。

　　後來，施韋策開始邀請鮑林到他的住所作私下的交談，每晚一小時左右。他們用德語談論了核試驗。消除放射性塵埃的必要性。放射性對健康的影響、世界政治等方面的問題。就像愛因斯坦一樣，施韋策「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鮑林說，「我還記得，我們在所有問題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然而，在其他方面，鮑林夫婦就感到不那麼愉快了。愛娃始終沒有受到邀請進入施韋策住所，她只能在飯桌上有機會與他搭訕幾句。「在這一點上，他比愛因斯坦要守舊得多，」鮑林評論道。施韋策對待病人的態度也是令人失望的。「很清楚，他並不認為這些人員與他是平等的，」鮑林說。「他幾乎沒有做什麼事使他們受到較好的教育，也沒有設法改變他們生活的方式。」一直到後來，他們才比較清楚，施韋策的醫療態度是怎樣在非洲文化背景下形成並與之適應的。不過，此時此刻，他們感到很失望。這位白人奇才並不是聖賢，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個種族隔離主義者，他自命不凡，只是向少數幾個歐洲員工喋喋不休地談論一些晦澀難懂的宗教課題。如果說，鮑林想要找到一位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父親式人物的話，那麼施韋策顯然不夠格。

　　＊＊＊

　　他和愛娃又從非洲直接赴廣島，去參加第五屆禁止原子彈和氫彈世界大會。會上，鮑林作了主題發言，題目是：「我們的選擇：在原子彈下死亡，還是要世界法律」。鮑林利用自己在世界上不斷提高的威望，倡議發表一篇簡短的聲明，概括介紹大會關心的問題，以易於公眾的瞭解。

　　但是，他這種牌號的科學和平主義並沒有得到每一個人的響應。廣島呼籲書第一稿是由鮑林起草的，在大會上宣讀時，聽眾中的左翼分子大喊大叫地起哄，認為它口氣太軟了。接著就發生了長時間七嘴八舌的爭論。有些人要求在文件中加進一些更加尖銳的詞句，也有一些人贊成鮑林這種以理服人的做法。在大會進行過程中，英國核裁軍運動的激進派代表曾一度走出會場以表示不滿。鮑林根本未料到會出現這麼鬧鬧吵吵的場面，不過，他還是幫助找到了一種折衷的做法，這反映在最後擬定的呼籲書中——其中包括：點名譴責美日安全條約，反對日本裝置核彈頭，等等——呼書得到一致的通過。『哦們都非常滿意這次會議的結果，」鮑林在隨後寫給羅素的信中這樣說。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