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21)

一二一

　　1958年3月，蘇聯人呼籲立即停止所有的核試驗，這無異於在政治上投下了一顆炸彈。這一時機是經過精心考慮定下的。那時，蘇聯人剛剛結束了持續時間很久極其肮髒的一系列核試驗，美國人則正要開始新的一系列試驗，人們對放射性塵埃（很大程度上是由蘇聯試驗造成的）的擔心正好達到了高潮。當然，考慮到一份新的禁試建議已經遞交給有關方面，這種時機對鮑林來說就不那麼重要了。

　　他和普格瓦什會議的代表們給禁試活動又加上了一把火。4月4日，蘇聯人提出建議後三天，鮑林、羅素、克勞倫斯、皮克特、托馬斯①，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人——其中還有來自馬紹爾群島的六名代表——聯名上訴聯邦地方法院，要求禁止原子能委員會預定進行的一系列核試驗。鮑林等人採用了一種獨特的法律程序，說明國會從來就沒有授權政府當局向大氣層釋放放射性塵埃，以致於威脅到「人們生活的權利和養育正常孩子的權利」。鮑林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宣佈，他們已在向蘇聯和英國採取類似的法律行動。

　　①托馬斯（Norman Thomas，1884—1968），美國社會黨領導人（1926—1955），六次競選美國總統均告失敗的社會黨總統侯選人（1928—1948），畢生致力於社會改革，維護個人權利，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創始人之一。

　　上告聯邦政府的一個機構，這是一種堂·吉訶德式的行為。由於主要目的是喚起公眾注意，因此鮑林對此還是頗為得意的。如果政府的行為荒誕不經，那麼為什麼不可以通過法庭予以矯治呢？在這一案件中，他非常信賴律師林肯·威林。不過，威林要他作好思想準備，這個案子將會曠日持久地拖延下去。

　　反對核試驗的活動現在幾乎占去了他所有的時間，但將時間花在正義的事業上總還是值得的。為了這一事業，他可以花去自己每一分心血。即使是那些對他的行動持否定態度的報刊，在他看來也無關緊要。《時代》雜誌將鮑林和其他反對核武器活動分子的照片刊登出來時，用了這樣一個標題：「到底是尚未出生者的衛士……還是受自由的敵人操縱的傀儡？」鮑林看了以後，臉上竟然浮起了冷冷的笑容。反對核試驗的力量積聚起來逐漸形成了一定的聲勢；也許，一些用濫了的攻擊手段，比方說，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進行迫害。造遙和中傷，不再會有什麼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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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4月初，鮑林仔細地查閱了有關放射性塵埃的最新文獻，無意中讀到了一份令人吃驚的材料。比爾·利比本人在向瑞士醫學科學院發表的一篇演說中，透露了造成放射性塵埃污染的一種來源：一種被稱為碳14的壽命很長的同位素。這在以前從來沒有報道過。利比對這種物質是非常熟悉的；好幾年以前，他在自己的專業研究中就已經發現，可以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碳14衰變的特點，精確地測定文物的年代。

　　但是，對於這一新信息，鮑林更感興趣的是這種物質正向空中洩漏的數量——每一次相當規模的核爆炸大約要洩漏160磅。碳元素幾乎是構成一切生物分子的基本材料。鮑林知道，人體內處理碳14與處理普通碳的方法是相同的，可以按它們在自然界中實際存在的比例吸收到人體組織中。碳14的壽命很長，大約在八千年以上，因此到遙遠的將來都將會構成威脅。鮑林很快就算出，到那時為止所進行的核試驗，已使地球上碳14的總量增加了10％左右。如果讓這種物質以這樣的速度進入體內，它的放射性衰變就會大大提高遺傳變異的速度。任何「乾淨的炸彈」都無法消除這一種物質而使問題得到真正的解決，因為碳14並不是裂變產生的，而是中子和空氣中的氮原子發生反應的結果。但是，至今尚無人指出這種危險性。鮑林急急忙忙地就把其長期的影響算了出來。

　　4月28日，鮑林在華盛頓由國家科學院召開的一次會議期間，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他宣佈了他對「放射性塵埃中一種新威脅」作出的發現。鮑林告訴記者說，到那時為止，核試驗所產生的碳14可能在未來三百年裡創造出五百萬名有缺陷的兒童，另外還有幾百萬人因此生癌症。第二天，鮑林所稱的「新威脅」在全國各地的報紙上都作為頭版新聞登了出來。

　　利比對此很惱火，因此立即進行了反駁。他聲言，鮑林的估計離開目標十萬八千里，因為大多數碳14最終都進入了海洋，人類因核試驗而接觸到的碳14，在總量上增加還不到1%——他對記者說，這種情況帶來的「影響是極其微小的」。兩天以後，一批哥倫比亞地質學家致函《紐約時報》稱，鮑林在作估計時，使用的是碳14在整個地球上而不是純粹在空氣中的含量，這一數字就是造成模糊不清的起因；根據他們的計算，鮑林對碳14所作的估計比實際數字要高50倍。他們寫道，來自碳14的實際威脅，只不過等同於向上爬升幾英尺時增加的輻射量所帶來的危險。他們在結束語中說：「受人尊敬的科學家誇大事實的言論，只能模糊公眾的視線，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鮑林認識到自己在計算中出了錯，因而將估計的破壞值降低了5倍，但他仍然堅持碳14會對未來的新生兒造成長期的威脅。

　　他原先的估計有錯誤，但經修改後所得的數據是正確的。六個月之後，原子能委員會悄悄地發表了一份報告，對放射性塵埃中碳14在長時間裡造成的遺傳性危害進行了估算，其結果與鮑林修改後的數據是非常吻合的。

　　但是，這畢竟給鮑林的信譽造成了損害。有人抓住他誇大其辭的把柄，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利用他這一次失誤，有意回避這樣的事實，就是他在碳14問題上就本質而言是完全正確的。

　　1958年5月11日，鮑林出現在《與記者相見》的電視節目中。這是一次關於公共事務的採訪，在全國範圍內作實況廣播。鮑林打算利用這一機會說明他對放射性塵埃的看法。他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一節目主持人勞倫斯·斯皮伐克照例會向特邀佳賓提出一系列尖銳的問題，他這檔節目就是因為這一點而贏得過很高的評分。

　　在這一節目開始時，由四名記者組成的採訪團開門見山地要求鮑林說明他反對核試驗的動機。當鮑林試圖說他與利比在數據上所持的不同態度時，一位來自赫斯特報系的記者打斷了他的話。他問道，為什麼美國人不應當相信利比和特勒？他們兩位都是科學家，「從來就沒有與共產黨的陣線和事業發生過絲毫的牽連，不像你那樣與他們有長期的聯繫。」當鮑林想要回答這一問題時，這位記者又提出了更多有關共產黨陣線的問題，使他無法把話講完。其他記者也插了進來：他選擇時機用碳14的有關數據來抨擊乾淨炸彈的試驗，難道不是非常奇怪的嗎？他不是支持過羅森伯格一家嗎？鮑林不得不就羅森伯格案的細節與斯皮伐克展開了一場小型的辯論。接下來，問題轉到他是怎樣為請願書籌集資金的問題。鮑林回答說，全是他本人出的錢；此時，有人質問道：「那末，全世界共產黨的報紙都在那一天宣揚了此事，你該作何種解釋？」「那是報界的事情——」鮑林回答道，「恐怕你比我瞭解得更多吧。」

　　預定給他的半小時已過，他始終未得到機會就放射性塵埃問題說上幾句實質性的話。鮑林和愛娃昂首闊步走出了演播室。這根本不是公共事務性節目，這是一場事先不打招呼的審訊。兩人都氣憤極了。

　　§辭職

　　杜布裡奇也非常氣憤。他手下的化學系主任竟然在全國性電視上叫嚷要為已經定罪的間諜作辯護，他感到，這下更難繼續護衛鮑林了。

　　杜布裡奇親眼目睹了鮑林在獲得諾貝爾獎後所發生的變化。在他看來，鮑林變得不那麼負責了，講話更大膽，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拋在反對核試驗的鬥爭上，影響到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工作。他看到，鮑林發表言辭激烈的聲明，在政治上將自己置於不受人歡迎的地位，與學校賴以取得資助的政府機構作對，造成了學校董事會內部的不團結。

　　鮑林在政治上愈陷愈深，他和杜布裡奇之間的關係也愈來愈冷淡。不過，其中的原因倒不是杜布裡奇不贊成鮑林的立場，他和物理系主任羅伯特·巴契，像學校裡其他教授一樣，都聲明過反對核試驗。「我想，有人感到有些……——這裡用到了介於不滿和不安之間的一個字眼——萊納斯沒有千方百計地去爭取其他同事站在他的一邊。事實上，這些同事也運用了一些不那麼聲張的方式，就和平問題向政府進言，」鮑林的一位同事諾曼·戴維森這麼說。鮑林這個人豪放不羈，一意孤行，對於學校這個大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優秀成績，忘了給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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