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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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關於禁止核試驗的爭論中，這是這兩個引人注目的對手之間唯一的一次面對面辯論。「從那時起，我拒絕再次（與特勒）見面和辯論，因為我認為他辯論的手段不正當，」鮑林說。

　　鮑林試圖通過報刊繼續展開與特勒的鬥爭，但是，他很快發現，自己在這一陣地上也處於下風。特勒幾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在諸如性活卿樣的一些重要雜誌上發表所寫的文章，而鮑林的文章卻遭到退稿的處理，理由是整個領域爭議性太大，充滿了含糊不清的概念。鮑林曾寫過一篇短文投寄給《生活》雜誌，批駁特勒的觀點，結果被退回。在此之前，他已寫過好幾篇文章，許多暢銷的雜誌都拒絕刊登。他能夠發表文章的唯一地方是《斯通週刊》。

　　他又嘗試了另一條途徑。新聞媒體可以拒他於門外，但要是出版一本書又怎麼樣？特勒的一部著作快要付梓了，書名為《我們的核未來》；鮑林想，他也可以寫一本書，不但有助於抵消那本書可能產生的影響，而且也可以就特勒在《生活》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作一次全面公開的答覆。1958年3月初，他廢寢忘餐，奮筆疾書，整整花了兩個星期，完成了厚厚一疊書稿，將他在前幾年裡瞭解到的有關核武器和放射性塵埃的知識，一無遺漏地作了精闢的論述。

　　這本書以《不再有戰爭！》為名問世了。這是一部集科普讀物、政治論文和悲劇故事於一身的奇書。開頭幾章簡易通俗，深入淺出，是鮑林教授開設講座的講義，闡述了原子裂變和聚變、放射性塵埃的生成、遺傳變異與放射性之間的聯繫等內容。其中還不時地穿插了一些開人眼界的材料。例如，地球上30億人身上一共有10萬個基因——構成了人類的完整基因庫——糅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直徑為二十五分之一英寸的一個球。不過，鮑林非常注意避免引用一些可能會引起爭議的數據，將自己對遺傳性受損所作的一切估計，力求用一種溫和的字眼記錄下來，並且對每種情況下如何推理和論證都作了精心的考慮。只是偶而在幾個地方給特勒和原子能委員會戳幾槍。特勒有一種說法，認為接受一點放射性也許對基因是有益的，鮑林在答覆特勒的這種意見時，引述了霍爾丹①所作的比喻：我這臺鐘走時不准，是不是設想一下，對著它發射一顆子彈，這樣做，有可能使它走得准一些，但可能性更要大得多的是，它完全停下來不走了。

　　①霍爾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印度籍英國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和生理學家，對種群遺傳和進化研究有貢獻，1957年移居印度，著有《遺傳學的新途徑》等。

　　書寫到一半，作者的話鋒一轉，矛頭直指特勒、斯特勞斯、原子能委員會和軍備競賽。「時下公眾好像又得到了這樣的印象，就是科學家對事實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鮑林寫道，「我想，這種情況可以這樣來解釋，原子能委員會經常發表誤導公眾的聲明。其中有許多聲明是正確的，但讓人得到的印象卻是錯誤的；有時候，一些聲明本身就是荒謬的。」然後，鮑林列舉了許多誤導公眾的聲明，並且一一進行了批駁。

　　特勒聲稱，放射性塵埃帶來的危害，並不比一個人超重一盎司給健康造成的危險更嚴重。但是，鮑林質問：誰能說清楚超重一盎司給健康會造成多大的影響？鮑林說，特勒的說法是「滑稽可笑的」。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利比曾說過，丹佛這個地方的海拔較高，那裡的人受到的輻射比較多，但尚無證據表明他們的癌症發病率比其他地方的人來得高。這種論調也是非常荒唐的，鮑林反駁道，因為目前的醫學還不夠精細，尚不能準確地預測癌症發病率上升的微小數字。利比還說過，「在美國，現在還找不到一例可用來證明，由於核試驗造成放射性微小增加，某一個人受到了傷害或身體健康受到嚴重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這也許是準確無誤的，鮑林寫道，因為你無法斷定放射性塵埃與任何一例癌症或新生兒缺陷之間有著因果的聯繫。但是，這會給人以虛假的印象，似乎一點危險也沒有了，而在實際上，所有科學家都認為，包括利比本人也承認，放射性塵埃，說得輕一點，至少會導致遺傳性缺陷略有增加的現象，況且對全體國民的健康還可能帶來其他方面的危害。

　　這本書最後幾頁讓讀者締聽了原子科學緊急委員會的警世之言，這也是鮑林要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篇呼籲書。「『不要殺戮』這一戒條難道對我們失去了意義？我們是否要將其解釋為『不要殺戮，但大規模殺戮還是可以的」，或者是『不要殺戮，但國家領導人說可以時殺戮還是可以的』？」鮑林說，如今這個世道，道德淪喪、爭權奪利、窮兵黷武等等現象已經屢見不鮮，只有道德回歸才能拯救人類。鮑林寫道：「但願我們這個國家，美利堅合眾國，能夠在處理各種世界性事務時，首先把道德放在最為重要的位置上。」

　　當然，光有這一點還不夠。即便美國在一夜之間正義就占了上風，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卻依然故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怎樣實現和平呢？「我提議，解決世界上的大問題，也可以採用解決其他問題那樣的方式，」鮑林寫道，「關鍵在於鍥而不捨的努力——和平的道路需要人們去探索。」他建議在美國內閣中確定一位負責和平事務的部長，並用軍費開支的10％作為這方面的預算，這筆資金「可用于一項重大的國際性研究計劃，召集科學家、經濟學家、地理學家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用若干年時間，切實地探索一下解決世界上各類問題的方法，找到防止戰爭、維護和平的途經。」每一個國家都應建立探索和平的機構。可以通過聯合國領導下的研究世界和平的組織，將這些機構聯合起來，首先為簽訂禁止核試驗條約那樣一類國際性協議掃清必要的障礙，然後再進一步探索結束各國之間戰爭的方法。鮑林寫道，更大更新的武器決不會給我們帶來和平，只有國際法才能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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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鮑林撰寫這本書的時候，六個月前進行的大型核試驗產生的放射性塵埃開始在世界各地向地面散落。放射性污染惡化，人們的擔心也隨之加重。鍶90的含量不斷上升的新聞報道，又使公眾輿論倒向鮑林這一邊。幾十個地方性抗議團體開始合併，成立了一個新的全國性組織，名為「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在歐洲和日本，反對核武器的抗議活動風起雲湧，迅速蔓延到各個角落。這些活動對各國政府施加了新的壓力，要求採取具體的行動來對付放射性塵埃。

　　鮑林在完成這本書的手稿後，又開始思考採用新的方式促使核試驗停止下來。通過請願書和演說，鮑林已經成了反對核試驗活動中國際上公認的領袖。他的通訊網絡日益擴大，設想的方案也日益增多。森特一哲爾吉是一位匈牙利血統的美國人，維生素Ｃ的發現者，像鮑林一樣，也是一位研究興趣非常廣泛的科學家，他致函鮑林，建議召開由美國、烏克蘭和蘇聯等國科學院代表參加的一種科學界高峰會，討論如何使這幾個國家「陳舊過時」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現代化，並以此作為爭取和平的第一步。鮑林熱烈贊成這一個想法，並且很快就將其修改為成立「世界科學議會」的建議，從許多國家召集而來的代表將可以在一起，「研究如何調整世界的政治結構，使它與科學進步相適應」。

　　3月，森特一哲爾吉讀到了一份用核武器裝備美國潛艇的計劃，他更加急切地感到有必要建立這一種科學議會。他寫信給鮑林說：「誰也無法保證這些潛艇的指揮官一定是道德水準很高的人。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潛艇會沉入海底，待在那裡一定會厭煩得要命，只好整天飲酒作樂。世界的命運就這樣掌握在幾十個唱得酩酊爛醉的人手裡，其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點燃鞭炮，尋找一點刺激。」鮑林和森特一哲爾吉向國家科學院遞交了召開世界大會的建議。

　　鮑林一直與羅素和其他有關的科學家保持著聯繫。這些科學家都是一些志同道合反對核武器的人，他們組成了一個結構鬆散的國際網絡。作為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的繼續，這些活動家安排在1957年夏天召開首次由東西方各國科學家自主參加的世界性會議，討論超越於各國自身利益而又共同關心的核武器問題。這一次會議——稱為「普格瓦什會議」，這是以富有的實業家塞拉斯·伊頓開辦的一家加拿大房地產公司所在地的名字命名的——後來證明是很有價值的，因此，羅素認為應當將其拓展成一系列會議。由於鮑林是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最早的簽字人之一，因而大家預料他會成為參加首次普格瓦什會議的二十名左右代表中的一個。但是，會議開始，他仍在歐洲訪問，未能與會。不過，他在1958年會見過羅素和另外幾個人，一道策劃了在維也納召開下一次普格瓦什會議。

　　鮑林繼續頻繁地在公眾場合亮相。他與利比在愛德華德·穆羅主持的《今日觀察》節目中唇槍舌戰，並且還接受了多家電臺記者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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