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09)

一〇九

　　鮑林對奧本海默一案極為反感。在此之前八年，他曾公開反對提名奧本海默進入原子能委員會理事會——用鮑林的話來說，就是在他的印象中，奧本海默是一個不可靠的人。他還認為這與奧本海默的「個人品質」有關——但是，此時他對這位從前的朋友所處境遇卻深表同情。認識奧本海默的人都相信他是一個左派。50年代初，聯邦調查局整理了一份檔案材料，放在檔案架上厚達十英尺。這些材料詳細地記載了奧本海默對共產黨人的同情、交往和友好情感。雖然其中決無他充當間諜之嫌疑，但有證據表明，他在不同場合曾經隱瞞事實真相或當面撒謊，將自己打扮成一個遵紀守法的人，而不是像調查他的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心胸不夠坦蕩的人」。要是奧本海默是一個普通的平民百姓，或者是一位科學家手下的無名小卒，他可能早在幾年以前就被逐出門外，不讓他參與機密工作了。然而，他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對國家的重大項目來說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自然不可等閒視之。因此，儘管他表現欠佳，多年來仍一直有資格查閱任何級別的機密資料——但是，艾森豪威爾上臺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竟然公開羞辱奧本海默，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在鮑林看來，這完全是出乎政治上的需要。奧本海默已被看作為研製更多威力更大的炸彈的一個障礙。奧本海默為自己作了辯解，整個事件也就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爭論。鮑林和幾十名科學家一起，紛紛挺身而出，為奧本海默辯護。鮑林在政治上又開始大聲疾呼，他寫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短文，刊載在1954年五一節的《國家報》上。「將羅伯特·奧本海默博士視作安全的危險而禁止他參與機密工作……實屬美國政府的一次很不光彩的行動，」他這樣寫道。「任何一位頭腦正常的人，只要考察一下實際情況，就一定能得出結論：奧本海默是一位忠誠而又愛國的美國人。原子能委員會的達官貴人也一定能得到這一結論，艾森豪威爾總統本人也不應例外。照此看來，我們不得不認為，政府最近採取的這次行動是政治謀劃的結果——奧本海默博士則成了為政治所拋棄的犧牲品。」接下去，鮑林敦促美國領導一場有多方面參加的科學和政治探索，尋求「一種實際可行的方案來替代原子能野蠻時代的瘋狂行為。」

　　那個月晚些時候，奧本海默最終還是被剝奪了參與機密工作的資格。

　　對科學家來說，此案是殺雞儆猴，警告他們要安分守己。然而鮑林可不買這個賬。「兩年來，在政治行動方面，我一直嚴格克制自己，」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這位朋友曾讚揚他在《國家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我算是看透了！將話憋在心裡不說，不但是錯誤的，而且也不值得。」

　　＊＊＊

　　鮑林又回到了政治的漩渦中。新的「超級炸彈」以及伴隨產生的放射性塵埃，成了他一系列演說的首要話題；與此密切有關的另一中心議題就是奧本海默一案及其對科學自由的影響。6月，鮑林的女兒在俄勒岡裡德學院畢業，鮑林在該院舉行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嚴厲抨擊華盛頓在奧本海默案中「無法正常思考」。鮑林對與會的畢業生及其家長說，「你們必須永遠追求真理。客觀真理不會屈從於主觀認識。你的鄰居與你的看法相左，你得服從真理；一個國家發表了某一聲明，另一個國家卻一聲不吭，你同樣也得追求真理。」

　　在放射性塵埃問題上，全國範圍內的爭論日趨激烈，追求真理的任務似乎也愈益艱難。原子能委員會在其新任主席劉易斯·斯特勞斯的領導下，執意壓下了有關資料，不肯向外界透露放射性塵埃的污染程度和有害後果，意欲表明核彈試驗計劃至關重要而又非常安全。因此，問題更加撲朔迷離，以致在1954年春夏兩季這段相當長的時間裡，幾乎誰也講不清楚放射性塵埃到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在無過硬證據的情況下，種種猜測應運而生，人們議論紛紛。鮑林像往常一樣，開始廣泛涉獵能夠找到的有關資料並作綜合分析。

　　放射性塵埃產生的影響逐漸在他的頭腦中形成一幅駭人聽聞的圖景。在自然界原本存在以及在醫療過程中產牛的放射源——包括地球上的放射性元素、Ｘ射線和宇宙射線——是放射性現象的「基底」。與此相比，核彈試驗以散落塵埃的形式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放射性會損壞DNA，受到放射性照射的總量的微量增加就足以造成這一後果。根據鮑林的計算，放射性增加的微小劑量決不能輕易忽視，因為它可能增大人體細胞的變異速率。他開始發表演說，撰寫文章，論述放射性塵埃與細胞變異之間的關係，並且更加勤奮地鑽研小劑量放射可能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對基因造成的影響。

　　6月，鮑林再次向有關方面申領護照，為自己在冬季周遊世界進行準備。這一次，他要求對方用書面形式準確地列出拒發護照的種種理由，因為他希望有足夠的時間申訴。他收到了希普利的答覆，其中羅列了她從聯邦調查局關於鮑林的檔案中抄來的24條指控材料。鮑林和自己的律師認真準備了一份新的證詞，逐一批駁了這些指控。他在給護照處的回復中隨附了一封信，其中提到：「這些指控……大多數不值一駁。」鮑林認為，只有一條需要認真對待，那就是說他是隱藏著的共產黨員。「我實在難以相信，美利堅合眾國的國務院竟然會捏造出這樣一個罪名，」他寫道。「對於這樣一條指控，只需認真地作一點起碼的調查……就可以準確無誤地表明其中沒有任何真實的內容。」其實，希普利早就清楚這一點。她查閱了聯邦調查局幾份最近寫出的有關鮑林的報告，其中提到，經過兩年的徹底調查，沒有發現確鑿證據可以用來證實布登茲告發鮑林是共產黨員的指控。

　　10月1日，希普利在審查了鮑林的證詞後，寫了回信：「國務院……根據手頭的證據得出結論：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幾年裡的活動，充分表明，長期來你始終如一地奉行共產黨的路線。」鮑林也許不是共產黨員，但與共產黨員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因此，他的護照再次遭到拒發。希普利在信中還附上了一張用於上訴的表格。

　　鮑林井不希望上訴，他不想在由一群陌生人組成的陪審團面前為自己的案子辯護，不想再次像他以前在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面前那樣遭人誹謗，接受令人屈辱的審判。幾天之後，他致函國務院稱：「考慮到去年我在與國務院打交道的過程中所遭遇的經歷，我別無他法，只得放棄這次出國的打算。」他在引述上一次申領護照時自己花去的費用和令人心酸的窘境時，這樣寫道：「我感到，我再也經受不起這麼一次經歷了。」他就這樣撤回了自己的申請。

　　此時，他心裡已有了另一種打算。

　　§通向斯德哥爾摩之路

　　朗繆爾說過，鮑林「將會贏得諾貝爾獎」，此時，23年過去了。在這段時間裡，鮑林的同事和學生一直在議論，他到底在何時能得到這一科學上最高的榮譽。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不那麼引人注目的學者相繼成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其中包括埃德溫·麥克米倫，他曾在加州理工學院作為鮑林的學生進行過研究工作——鮑林卻開始認為，自己永遠不能問鼎這一獎項了。這是一件令人失望和心痛的事。許多人將鮑林視為本世紀最重要的化學家之一；他已年滿53歲，他的許多科學成就似乎早就應當被人承認了。鮑林在心裡安慰著自己，自己之所以未被斯德哥爾摩的評獎委員會看中，原因在於諾貝爾的遺囑中說得很具體，這種獎不適用於批量性的科研成果，只獎給前一年裡作出的單項重大的發現。鮑林的成就就屬批量性成果，他做的工作稱得上是結構化學的宏偉大業，它是由許多方方面面的成果構成的。「的確是麻煩，」鮑林說。「哪一項成果算是我的單項重大發現呢？」

　　生物學家森特—哲爾吉①，曾對維生素Ｃ作研究而得到了他本人的諾貝爾獎。1952年底，他致函鮑林說，他打算提名鮑林為1953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候選人。「據我所見，您在很久以前就應當得到這一榮譽了，不過，遲得總比不得好。」唯一的問題在於「提名時到底確定哪一個單項發現最合適？」鮑林回信道：「我本人的最主要成果是在1928年到1932年間獲得的，其中涉及到對化學鍵本質和分子結構基本原理的揭示。」為了促成此事，鮑林還寄去了自己生平的簡短介紹，附上了新近擬就的一份長達8頁的科研工作的總結。在這份總結中，他強調了他對鍵軌雜交的發現，有向鍵價的理論以及結構與磁性之間的關係——這一切都有助於他對血紅蛋白、抗生素和蛋白質結構的研究。

　　①森特—哲吉爾（Albert Szent-Gyorgyi，1893—），美國生物化學家，生於匈牙利，發現並分離出維生素C（1928），研究維生素C等有機化合物在細胞氧化過程中的作用，獲1937年諾貝爾醫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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