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85)

八五

　　因此，他現在處於概率曲線左側並沒有關係。他仍然是一個有效的數據點。他有權表達任何他喜好的觀點。至少對鮑林而言，這是一個科學事實。

　　這一認識激勵著他。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動因激勵他繼續發表自己的觀點。「大多數科學家停止不前了。我可以理解他們。我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人認為這一犧牲太大了。他們知道他們會失去工作。他們可能無法繼續他們的科學研究。我也有同樣的擔憂，」他如此評論麥卡錫時代，「但是我將繼續戰鬥，為了繼續得到我妻子對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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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鮑林收到伯克利學術會議代表寄給他的一封信，請他支持他們，反對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強迫他們作效忠宣誓。他們在信中寫道：「一股恐懼、仇恨和疑慮的情緒已經蔓延到全校。學者們迫于生計，不得不默許一些他們知道將摧毀他們的職業和生活的真正意義的東西。」

　　鮑林的反應異常激烈。「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先前引進的政治測試已經使學校受害不淺。這些測試限制了思想自由和對真理的探求，」他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宣稱。「除非校務委員會放棄他們早先的行動，加利福尼亞大學將無法重新恢復其卓越的地位。」他將自己的言論複印了一份送交學術會議，並附上一張便箋，建議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他們主要來自工業界、金融界和農業界——應該被一批「理解教育和學術的明智人士」所替代。伯克利學術會議保證報紙廣泛地宣傳了鮑林的觀點。

　　過了十一個星期，1950年11月13日早晨，一個人走進了鮑林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公室，交給他一張傳票，傳喚他到洛杉磯加州教育調查委員會出庭。鮑林將傳票讀了兩遍，才看清出庭的時間就是當天上午十點半。傳票終歸是傳票。鮑林取消了全天的活動，抓起茄克衫，朝自己的汽車走去。

　　鮑林以為自己大致瞭解將要發生什麼。委員會一直在就效忠宣誓對公立學校的教師可能產生的影響舉行聽證會，作為著名的宣誓制度反對者，他推測委員會將自己召去是為了聽他的專家證詞。不期而至的傳票有些不同尋常，但是他急切地希望讓委員會瞭解自己的想法。他一邊駕著林肯牌轎車駛向市中心，一邊在頭腦裡整理自己的批評言論。

　　他不瞭解的是，這一委員會脫胎於特尼委員會，主席是特尼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法律顧問也是特尼委員會的律師。聽證會的意圖與其說是徵詢專家證詞，不如說是搜尋赤色分子。

　　上午10時30分，鮑林走進了洛杉磯州政府大樓的大聽證室。在宣誓講真話之後，他坐了下來，對委員會發表他的開場陳詞。鮑林真心實意地開始陳述：「我認為沒有什麼比通過合適的安全措施來維護國家安全更為重要的了……然而，在做到這一點的同時，必須維護我們的個人自由。」他解釋了無視概率曲線兩側極端意見的危險，並陳述了他認為效忠宣誓是如何危險地迫使人們順從。他說效忠宣誓並不能限制顛覆活動，因為真正的顛覆分子會簽署誓言，而繼續我行我素。鮑林現在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他和伯克利教師們一致同意，共產黨員是狹隘的教條主義者，不應該繼續教學。

　　鮑林作證說：「我認為如果涉及共產黨活動的話，每一個參與者都應該引起當局的重視，並舉行相應的聽證會和審判，如果有證據表明當事人是共產黨的話，就應該開除。我不認為效忠宣誓和共產黨活動有什麼關係……那些反對簽名的人是那些堅持美國基本信仰的人，他們堅信我們必須維護民主，必須恪守先輩們進行獨立戰爭時的精神。」最後，鮑林賣弄了一下自己的口才，將強迫教師在誓言上簽字比作是俄國強迫科學家接受李森科學說，比作30年代納粹對科學家的迫害。

　　接著委員會回到了正題。委員會的律師問鮑林是否在加州理工學院發現任何顛覆活動的跡象。鮑林回答說沒有。律師提醒鮑林不要忘了西德尼·懷恩巴姆，他曾經雇傭的已被判刑的共產黨員。鮑林對於聽證會語氣的改變非常吃驚，他說懷恩巴姆的罪狀是偽證，而不是顛覆。「沒有證據表明他對於這個國家有任何不忠，」他說。

　　在接下去的兩個小時內，委員會盤問了鮑林對於共產主義的看法，問他如何能夠忍受赤色分子將黨派路線強加給無助的年輕人，以及為什麼他不同意拯救孩子比正常的訴訟程序更為重要。最後，鮑林忍無可忍了：

　　多內利參議員：我認為許多加利福尼亞州的納稅人會覺得與其讓孩子們在少不更事的時候潛移默化地接受教授們共產主義的教條，還不如取消一些高等教育。

　　鮑林：是的。您相信堅持民主的原則是錯誤的。

　　多內利參議員：不，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也不相信這樣的事情。

　　鮑林：正確的決定基於對所有人的觀點加以平均，而不排斥那些由於其意見和政治信仰受到壓制的人的觀點。

　　多內利參議員：一個人有一種思想，然後走上教師這一人們所信賴的崗位，這與您說的完全是另一碼事。就像今天出庭的一位教授所說的，父母把他們在這世上最珍貴的東西——他們的子女託付給教師，而這些教師卻偷偷摸摸地向這些孩子傳授共產主義的教條。根本就沒有人讓他們教這些課程，我認為沒有必要雇傭這樣的教師。

　　鮑林：那好。如果您手上有任何這類教師的例子的話，為什麼不把他們帶到這兒來作證呢？

　　委員會擔心鬥不過這位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暫時休會吃午餐，讓鮑林在下午兩點鐘再回來。

　　下午的聽證會如同一場惡夢。委員會又回到了懷恩巴姆的問題上來：他什麼時候開始為你工作的？誰推薦了他？你有沒有調查過他的背景？為什麼不？接著他們又轉向鮑林自己的政治活動。手裡握著特尼委員會的檔案，主席開始逐一盤查鮑林值得懷疑的朋友。加州參議員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發現鮑林擔任副主席的美國進步公民組織是受共產黨控制的，他是否知曉這一點？你是否支持坎特伯雷紅色教長？亨利·華萊士？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吊會』你對共產黨的策略有何感想？你對最近對共產黨領導人的審判有何評論？鮑林耐心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接著在臨近結束的時候，中心問題被提了出來。

　　律師：鮑林博士，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現在你是共產黨員嗎？

　　鮑林：嗯，這個問題聽上去像是在詢問我的政治信仰。當然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不過我想這是例行公事。

　　律師：是的，我想請您回答……

　　鮑林：我正在想著那些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一個一個受到威脅的同事們——起初他們中許多人反對效忠宣誓，接著他們一個一個受到失業的威脅，被要求放棄他們作為一個美國善良公民的原則，放棄他們的信仰——我意識到這就是政治壓力。最終堅守信仰的只剩下少數一些人，大約一百名左右，他們最後落得被開除的下場。當我想起他們的時候，我就會猜測我對於效忠宣誓的反對還能堅持多久。我不知道我能承受多大的壓力。除非到了決斷的時候，不然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會採取何種行動。我見過許多人，原先強烈地反對效忠宣誓，然而當他們看見如果不簽字的話就會失業時還是簽了字。現在我發現我面臨著同樣的困境。我覺得很難決定，僅僅是為了一條原則，是否值得無視可能帶來的麻煩。然而，我覺得自己對於民主的認識沒有錯，我們只有捍衛民主才能拯救這個國家，因此我拒絕回答任何有關我的政治信仰和組織歸屬的問題。因此，我的回答是無可奉告。

　　委員會決定休會片刻以商量對策。鮑林面臨著當時許多證人在國會委員會面前都曾遇到的三種選擇：問答這一個問題；援引《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用憲法來保護自己，以表明自己有不自證其罪的權利；堅持認為這一問題已超出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而拒絕回答。鮑林不想回答這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曾經使自己的一些朋友被送進監獄或受到內部流放的處罰。在委員會面前援引憲法修正案第五條也有一定的風險，因為一般人都認為這等於承認有罪，而且常常會導致證人被開除。於是，他選擇了最後一種對策，也就是達爾頓·特朗勃和好萊塢十君子所採取的對策。然而這一方法也有其危險：拒絕回答一個立法委員會的問題會被套上蔑視法律機關的罪名。

　　續會之後，律師試圖恐嚇鮑林，提醒他說，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他最好還是回答這一個問題。鮑林見多識廣，當然沒有上當。他堅持不回答問題。如果委員會想要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得傳喚他。律師退了一步，又繼續盤問。鮑林冷靜、嚴密、清楚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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