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84)

八四

　　但是由此而造成的損害是不可估量的。現在全國盡人皆知鮑林是對安全的威脅，他在美國士兵正在朝鮮戰場上前赴後繼的時候為共產主義辯護。儘管他能夠處理那些接踵而至的杭議信——在戰後的日裔美國人事件後他不時地會收到此類奇怪的信件——但是接著發生了一樁令他困惑的事情。伊萊·莉莉醫藥公司給他寫來一封信，這是一家鮑林在1946年開始提供諮詢的公司。

　　1949年，這家公司與鮑林續簽了三年合約，將他的年費提高到4800美元。相對于鮑林有限的諮詢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但公司稱鮑林「傑出的服務」使他當之無愧。現在僅僅一年之後，他們來信告訴他合同被取消了。鮑林說，「信中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但是後來，前研究部主任、當時的研究部主任助理告訴我取消的原因是由於我的政治活動，如果我能夠宣佈在未來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的話，合同有可能得以恢復。」

　　鮑林的政治傾向殃及他的科學研究工作，上述事件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同年，海軍研究局化學部主任邀請鮑林主持一個委員會，評價海軍研究局資助的化學研究項目的進展情況，並幫助制定新的研究方向。這是一個具有相當威望的職位。然而海軍研究局駐帕薩迪納的主管獲悉這一邀請之後提出了強烈抗議，他隊海軍研究局和聯邦調查局檔案中收集材料，給上級送去了一份有關鮑林參加共產黨陣線組織的十點報告。「讓一個忠誠度有疑問的人來主持這個海軍研究局委員會的工作實在令人難以接受，」這位主管寫道，不僅是因為有洩密的可能，而且如果國會經過調查發現海軍提名一個「共產黨同情者」出任一個敏感職位的話，將會把海軍研究局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化學部主任被弄得狼狽不堪，被迫收回了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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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理工學院的內部調查持續了整個秋天。鮑林夫婦試圖保持往常那樣的平靜生活，但是越來越困難了。鮑林在自己的分子結構和最近剛剛修正的蛋白質模型中尋求解脫。他和愛娃繼續參加教師的聚會。他們大多數的朋友對這種政治壓力不以為然，試圖幫助鮑林夫婦坦然置之，但是也有一些教師表現出冷淡，而且情況越來越糟。當懷恩巴姆被認定犯有偽證罪而坐牢之後，鮑林注意到人們在與他擦肩而過時總是避開他的目光，疏遠他，特別是在進行內部調查的時候。鮑林屬熟人很多但是密友很少的人；他需要同事的喜歡和尊敬。當他看到他們都在躲避自己的時候，內心受到了莫大的傷害。

　　被自己的學校調查的壓力，抗議信件，失去伊萊·莉莉公司的合約，校園中的敵意，所有這一切都開始鬱積起來。鮑林在公開場合從未流露出他的憂慮，但是愛娃知道她的丈夫正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她本人也同樣如此。在遭麥卡錫指控後不久，鮑林以前一個友好的學生在茶話會上詢問鮑林的近況。愛娃一時失去了自製，眼眶中充滿了淚花。「我不知道我的丈夫還能堅持多久，」她說。

　　內部調查終於在那年秋天結束了。兩個委員會都沒有發現鮑林參加共產黨或是違法亂紀的任何證據。儘管一些董事強烈堅持開除鮑林，教師委員會最終仍決定留下鮑林，說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開除鮑林不僅將使學校失去一位世界一流的化學家，還將使學校在全世界的科學家面前丟臉。在杜布裡奇看來，這次調查是一個成功：既釋放了保守的校董們的怒氣，又使他能夠理直氣壯地為鮑林辯護。當他又收到一封信，質問他為什麼不把鮑林和其他赤色分子從學校中清除出去的時候，杜布裡奇解釋說，鮑林的罪名已經被洗刷清楚了，他還加上一句說，「我希望在這個國家中，一個人不會因為他的政治信仰不隨大流而遭到迫害。」

　　§讓他認識自己的錯誤

　　然而這個國家已經今非昔比——即便鮑林不承認這一點。整個50年代，他繼續著自己的政治活動，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他籌款為懷恩巴姆辯護（儘管在懷恩巴姆受審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不在城裡，以免出庭作證）；同意充當好萊塢十君子之一的劇作家達爾頓·特朗勃的假釋指導人；參加了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這是一個由法國原子物理學家，共產黨員弗雷德裡克·約裡奧—居裡①導的左翼國際組織在美國的分支；在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和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中保持領導地位；並繼續就那些讓他惹上麻煩的話題發表演說。

　　①弗雷德裡克·約裡奧—居裡（Fi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國原子物理學家，著名科學家，皮埃爾和瑪麗·約裡奧—居裡夫婦的長女婿，與其妻伊倫·居裡（Irene Juliot Juliot—Curie）合作發現中子而共獲1935年諾貝爾化學獎。

　　在那段時間內，他是美國為數不多的幾個堅持就和平和民權公開發表自己觀點的知名人士之一。當眾人明哲保身的時候，他們卻承受了個人和職業的風險。儘管人性自然地傾向於保護自己，鮑林卻堅守陣地。他當然樂意將所有的時間都投入科學，避免任何政治紛爭而專注于揭開自然之謎，並享受由此帶來的個人滿足、地位、金錢和榮譽。至少在科學上來說，鮑林並不是一個反叛者。他的勇敢表現在他敢於越過學科的界限，但是他的勇氣是建立在科學的基本準則和預測上的。他的成功並不在於推翻科學秩序，恰恰相反，他在其中如魚得水。他比別人更勤奮，更敢於將自己的思想推向更高的層面，實際上，他非常希望成為這種秩序的一部分。他希望得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別人的掌聲，需要科學院和學術團體授予的獎勵和榮譽。他後來說，從這一點來說，他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的政治活動表明他絕對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在這一領域中，他公開地挑戰權威。拿他的話來說，在麥卡錫時代，「我性格中有兩種對立的品格彼此在爭鬥：一種要我聽話，一種要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在政治舞臺上，他妥協的欲望被另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所替代：他對自己的信心。在一種層次上，他可以簡單地說，就像他在那段時間裡經常說的那樣，「我覺得投身政治是我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和一個科學家的職責。」但是在內心深處，他必須為自己冒如此大的風險，給自己和家庭帶來如此大的壓力尋找一種理由。他以科學家的思維方式苦苦思索著自己的政治信仰。

　　如同所有科學家一樣，鮑林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和許多啟蒙運動的哲學家一樣，他用理性替代了上帝，而且他相信理性的思維和科學方法的應用將促使社會不斷地進步。知識是鑰匙。鮑林的道德觀念來源於他相信的真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理性的人，而且他相信其他理性的人只要有足夠的知識，也會得出與他相似的結論。

　　鮑林的信念反映了從大蕭條到60年代初期其他許多左翼人士和自由派人士的觀點。一些科學家嘗試共產主義並參加左翼政治活動，因為這一體系建立在理智和理性之上。法國的伯納爾和約裡奧—居裡成為左派，因為他們發現在此可以用科學方法來處理人間的事務。為最多的人創造最多的利益這一社會主義思想在統計學上是完全正確的。蘇聯在這一意義上也許稱不上完美，但是至少它採取了勇敢和必要的步驟來推進人類的進步，如將理性運用到處理人問事務中來，將科學家提升到社會的頂層，並制定出一個個理性的五年計劃。相對而言，資本主義提升的是企業家，獎勵的是貪婪。

　　鮑林信仰科學人文主義和社會主義，並用一種獨特的美國言論自由補充這一種信仰。在此，他的政治理論相當簡單，和他的科學思想同源：建築在已經證實的知識體系上，將問題分解為幾個組成部分，將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分上，並用新的認識重新將這幾個部分組織起來。他相信美國政治的基礎——知識體系和公認的智慧——是美國憲法和《人權法案》，他推崇這些文件是啟蒙運動哲學的不朽豐碑。在麥卡錫時代，他認為代議制民主和言論自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並從一種科學的立場來分析這些概念。照他的觀點，美國的政治如同量子力學一樣，可以用統計學來解釋。「真正的民主體系運作的原則是，沒有任何人聰明到可以單獨一個人對非常複雜的問題作出正確的決定，作出正確的決定就是將民主制度下所有公民的意見加以平均的過程，」他寫道。「這些觀點對應著一條從左向右延伸的概率分佈曲線。如果現在我們說所有位於右側的觀點都是不正常的，取平均值時應該剔除，那麼我們得到的平均值就是錯誤的。只要理解概率，那麼民主體系的運作顯然要求每個人都有對政治問題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不管他的觀點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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