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86)

八六

　　委員會一無所獲。最終，大失所望的委員會成員又將討論帶回到了起點：

　　多內利參議員；好了，博士，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戰爭，不管這是否是對俄國的公開宣戰，我們的國家正在和共產黨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美國的年輕士兵正在異國的土地上捐軀。如果我們允許共產黨人滲透進我們的大學，向我們的青年人傳授共產主義教條，這對我們有什麼益處呢？……當有人提及共產主義，或是問你是否是共產黨員的時候，你總是不斷地提到政治壓力和政治權術……我覺得你將共產黨稱為一種政治組織是不公正的。退一步說，如果你同情共產黨的話，將這稱為政治現點也是不公正的。我認為這是顛覆，是背叛，特別當我們正在進行戰爭的時候。

　　鮑林：好吧，我很有興趣瞭解你想些什麼，但是我認為這不是決定性的。我再次重申，如果我犯了法，我理應受到法律的制裁。

　　多內利參議員：你不覺得拒絕回答你是否是共產黨員，並蔑視加利福尼亞州參議院是違法的嗎？……

　　鮑林：我覺得，而且我必須說，我是在沒有法律準備且沒有任何法律諮詢的條件下來到這裡的。你們沒有理由詢問我的政治信仰和聯繫，這一原則足夠了……即使我會將自己置於一種危險的境地，我也將堅持這一點……

　　多內利參議員：如果你是共產黨員，如果你繳納黨費，如果你是一個宣揚以暴力來椎翻美國政府的組織的成員，你說的所有的漂亮話不會使事情的性質有絲毫的改變。

　　訊問的結局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

　　韋布賴特參議員：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轉而支持這些共產黨人，而且明知他們受某一個外國勢力的操縱，那麼我們會走向何方？如果我們都採取同樣的態度，那麼我們將何去何從？

　　鮑林：你指全國所有的人民？

　　韋布賴特參議員：是的，我們將何去何從？

　　鮑林：那樣的話，作為全體人民的選擇，我們將會有一種不同形式的政府。委員會討了個沒趣，占不到便宜，精疲力竭地宣佈散會。

　　聽眾中一個聯邦調查局特工合上了筆記本。幾天之後，他將一份完整的報告交給了胡佛。

　　儘管在委員會面前鎮定自若，鮑林的內心還是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特別是考慮到蔑視罪的威脅。他曾經親眼看到與國會委員會作對使達爾頓·特朗勃陷於的境地——由於被認定犯有蔑視國會罪，這位劇作家在獄中服刑，妻子和三個孩子則過著淒慘的生活。在州議會這一級，鮑林還不能確定將會有何種處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被認定蔑視州議會，他肯定會被加州理工學院開除。

　　第二天，鮑林拒絕回答委員會提問的消息就上了報紙，傳遍了校園。鮑林不知所措，向有著廣泛社會關係的自由派物理學教授查理·勞利森求助。勞利森的辦法非常簡單：在脅迫之下向委員會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樣做違背鮑林的原則，但是他完全可以自願地向他的朋友和同事講述自己的觀點。理工學院的內部調查已經表明鮑林不是共產黨員，每個人都清楚這一點。勞利森建議鮑林給杜布裡奇寫一張便箋，說明你不是黨員。然後讓杜布裡奇想辦法對付。

　　鮑林考慮了勞利森的建議，起草了一個很長的聲明，在同一天送交給杜布裡奇，並附上一張條子：「親愛的李：我送上這份關於我的政治信仰的聲明。你可以隨意引用。」在這份三頁的文件中，他複述了自己在委員會面前拒絕就自己的政治信仰作證的理由，剔除了對忠誠宣誓的批評，並在最後總結道：「我相信一個公民有權利在他希望的時候宣佈自己的政治信仰，也有權利在他希望的時候保持沉默。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贊同某些共產黨人所信仰的極端思想和政策；但是我覺得我們必須堅定地捍衛我們民主的基本原則，包括信仰哪怕是極端的政治主張的權利。」

　　在文章中間，鮑林寫道：「我不是共產黨員。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共產黨。我從來沒有和共產黨發生過任何瓜葛。」杜布裡奇需要聽到的無非是這些。他剛聽到新的一輪校董們有關鮑林危機的抱怨，他很高興自己的化學系主任作出了這一份聲明。他建議鮑林作一些潤色——增加了一個部分：「總體來說，我並不反對效忠宣誓。我曾經自願地就我對這個國家的服務作過許多效忠宣誓」——接著，杜布裡奇對鮑林說，他會妥善處理這件事情的。杜布裡奇與教育委員會進行了聯繫，安排鮑林兩天后在委員會到帕薩迪納再次舉行聽證會的時候出席。聽證會開始後，鮑林走了進來，宣誓之後念了自己的聲明，轉過身去，走出會議室，身後議員們竊竊私語。當他走出門的時候，鮑林似乎聽到有人說，「我確信他愚弄了這個委員會。」這很可能是多內利參議員的聲音，他屬下的工作人員正忙著羅織鮑林藐視議會罪。

　　聽證會的情況經報紙披露後，照例又有一批反對鮑林的信件湧向了杜布裡奇的辦公室。然而這次杜布裡奇可以從容應對了，因為他握有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所鑄成的擋箭牌：鮑林已經宣誓保證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他可以寫信告知那些對鮑林不滿的校友們，儘管他們強烈反對鮑林的觀點，但是只要鮑林遵紀守法，而且不把政治帶進課堂，那麼「最恰當的方法是讓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不宜採取過火的措施。」

　　◎16　生命的奧秘

　　§偏離航道

　　此時，鮑林的注意力頻繁地在政治與科學間來回穿梭。政治活動將他置於受人攻擊的地位，研究工作則成了他擺脫重壓的手段。在出版社一再催促下，他於1949年完成了《普通化學》一書簡易本的編寫工作。此書更適宜于達不到加州理工學院水準的大學一年級新牛，因而讀者面更廣，他用錄音機口述，讓秘書整理成文，然後再由他作最終的潤色。他的另一部書名為《大學化學》，1950年問世，也甚為暢銷。1950年，鮑林購買了一輛嶄新的英國造兩座位綠色賽車，作為他給愛娃·海倫的生日禮物。

　　鮑林繼續在思考蛋白質的結構。1950年春，懷恩巴姆案發生時，勞倫斯·布拉格、約翰·肯德魯、馬克思·佩魯茨等人在《皇家科學院學報》上發表了一篇專文，題目為「晶體蛋白的多肽鏈結構」。鮑林見到這一標題時，心裡一怔：難道布拉格的研究小組已取得突破，趕在他前面摘取了桂冠，將一種蛋白質結構中的原子一個一個都分得清清楚楚了？

　　他讀了正文，心裡才好受了一些。布拉格小組的這篇論文很奇怪，全文沒有一個中心的議題，東拉西扯，猶如在洗衣房繩子上晾衣，七拼八湊地羅列了蛋白質種種基本的類型，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更無明確的方法可用來鑒定具體的蛋白質到底屬哪一種類型。有些屬螺旋狀結構，另一些則是旋轉式鏈結構。鮑林很清楚，其中任何一種結構在化學上幾乎都是無法輕易地予以否定的。布拉格及其研究組沒有明確地指出到底是哪一種結構，更沒有對蛋白質的最終結構作出清晰的定論。他們只是對阿斯特貝裡提出的折疊緞帶結構這一陳舊的觀點有氣無力地表示認同而已。

　　在布拉格小組的這篇文章中，鮑林從字裡行間也讀出了一些令人頗感興趣的內容。這篇文章的作者根據自己對有關結構元素的理解——鮑林滿意地注意到，作者還特別採用了加州理工學院發表的關於氨基酸形狀和尺寸的詳細資料——構造出蛋白質結構的種種模型，同時也考慮到使其具有最終形狀的力，並且還特別強調了氫鍵的概念。鮑林本人原本也會這樣做。

　　顯而易見，布拉格在競爭中被鮑林規則擊敗的十五年時間裡，已經學到了一些東西。鮑林在1948年卡文迪什實驗室度過的那幾天時間，對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就在鮑林回國後不久，布拉格對佩魯茨和肯德魯由粗到細的研究方法進行了補充，強調整體蛋白質的結構，並且像鮑林那樣對各種氨基酸的結構逐一進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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