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79)

七九

　　1948年的大選標誌著新政的終結和美國排斥異己時期的開始。華萊士參加競選對杜魯門來說反而是一種解脫。他再也不用迎合黨內的自由派，從而可以大膽地進一步向右轉。他向自己證實，通過整治赤色分子，民主黨人可以贏得選舉。只要這種手段奏效，他將繼續這樣做。

　　政治形勢顯然發生了變化，但鮑林沒有隨波逐流。四年之前，他曾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典型的新政支持者，一個遊移於中間派和左翼之間的自由派民主黨人。但四年之後，儘管整個國家已經發生了變化，鮑林的觀念依然如故——在1947、1948兩年間，他繼續公開宣傳對原子能技術實施國際控制，反對效忠宣誓，呼籲保障公民自由權和反對反共歇斯底里。現在的形勢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心理左右了政治走向，根除共党分子變成了全國範圍內的陳詞濫調，與此唱反調的人則已是寥若晨星。

　　§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對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①來說，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隨著人們對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恐懼與日俱增，他的權力和影響力不斷擴張，他將美國改造成他理想中的國度的能力也在增長。打著加強國家安全的旗號，胡佛開始搜集公民的材料，不管他們是否是國家公職人員，也不管他們是否真是危險分子。附上索引和交叉索引的厚厚的檔案袋裝滿了一箱又一箱，從議員、律師到碼頭工人、圖書館員的日常生活細節都成為收集材料的範圍。

　　①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1924—1972），建立指紋檔案、科學偵察犯罪實驗室及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以反共為目標，對美國公務人員進行「忠誠」調查，招致進步輿論抨擊。

　　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卷宗上寫著萊納斯·鮑林的名字。1948年冬季，鮑林離美赴牛津訪問幾個星期之前，胡佛的得力助手托爾森向他遞交了一份告密信。信是由美國化學學會的某個會員寫來的，信中說他擔心學會的當選主席，即將赴英國訪問的鮑林，有親共傾向。托爾森告訴胡佛：「我查閱了一下檔案，結果發現我們從未對鮑林進行過調查，但是鮑林與美國進步公民組織關係密切，並在關於解散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決議上簽過名，是這個被共產黨滲透的組織的成員……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他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胡佛之所以未對鮑林進行調查，非不欲也，是不能也。根據效忠宣誓法案，聯邦調查局可以進行調查的美國人的範圍已經擴充到了成千上萬的聯邦雇員，包括接受聯邦政府資助和與政府簽約的教授，但是調查範圍仍然是有限制的。大戰結束之後，鮑林並未從事任何涉及國家機密的科研項目，也未申請聯邦資助。根據9835號行政命令，在私立大學工作的研究人員不屬審查範圍。

　　但是，當鮑林抵達倫敦之後，情況立即起了變化。美國海軍研究處助理武官辦公室的代表拜訪了鮑林。這位年輕的軍官告訴鮑林，為了國家利益，美國的科學研究必須與英國並駕齊驅。假如鮑林能夠告知海軍他對訪問過的英國實驗室的印象，那將是很有用的。這位軍官還說，這不是竊取情報，也不存在辜負對方信任的問題。鮑林所要做的只是告知他對英國科學現狀的一般印象而已。作為對他履行政府顧問職能的口報，他們將付給鮑林每天20美元的酬金，鮑林只要在一份合同上簽個字。然而，從鮑林簽字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列入了效忠審查的範圍之內，聯邦調查局立即開始調查他的政治歷史。

　　由於鮑林對自己參加過的任何組織都不加保密，因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十分容易。特工人員查閱了有關檔案，找到了一份1947年調查人員與鮑林進行談話的記錄，那次談話的內容涉及到另一位被懷疑有自由主義背景的科學家奧本海默的忠誠情況。鮑林在談話中稱自己是奧本海默的「親密朋友」，他告訴調查局說，奧本海默是一個「脾氣多變、性格複雜而又絕頂聰明」的人，他本人毫不懷疑奧本海默對美國的忠誠。談話隨後進入有關奧本海默的政治活動。鮑林詳細講述了自己與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與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與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聯繫，還談了自己對華萊士的支持。在這份談話記錄中，調查人員加了這樣的評論：秘密渠道稱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好萊塢分會是「加利福尼亞共產黨的一個主要的政治和宣傳組織」，而且稱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內共產黨員和共產黨陣線的活動分子十分活躍。

　　聯邦調查局從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借閱了鮑林的檔案，發現檔案內有很多《工人日報》和其他共產黨報紙的剪報，在這些剪報內「無數次地引用了」鮑林關於原子彈政策和人權問題的講話。他們認為這些活動都很可疑，但是按照效忠法案的規定，鮑林唯一的非法活動是在戰時與美蘇友好全國委員會關係密切。這個組織一直被列入司法部長掌握的黑名單之中。

　　儘管材料不多，卻已足以使胡佛下令對鮑林進行全面調查。他要求海軍情報局跟蹤鮑林在英國的活動，下令聯邦調查局特工查閱警察局檔案和信用檔案，對鮑林在伯克利和康奈爾逗留期間的有關人員進行訪談。他還讓聯邦調查局洛杉磯分局協調在帕薩迪納進行的調查。特工人員對鮑林的同事、鄰居和加州理工學院的行政官員進行了詢問，還獲准查閱鮑林在理工學院的私人檔案。

　　但是他們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他們訪談的每一個人都毫無保留地肯定鮑林對國家的忠誠。他的同事們說，儘管鮑林「毫不隱瞞自己的見解」，是「一個參與者」和「主張自由表達信仰的理想主義者」，他卻肯定不是共產黨。他們所能告訴調查人員的關於鮑林的最壞的評價是他「好表現自己」，是一個「誇誇其談的知識分子」。洛杉磯分局進行的調查一直延續到1948年的夏季尚無定論，這使胡佛失去了耐心。他打來電報指責關於鮑林的調查是「本局所進行的最為拖拉的忠誠調查之一」。9月10日，一份長達27頁的調查報告終於完成了，到10月14日，胡佛將此報告遞交給了公務員委員會以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胡佛遲了一步。鮑林與海軍的合同已於9月1日到期，因此他不再受9835號行政命令的約束。另外，此時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負責人托馬斯已經去職，他被指控犯有冒領工資罪而於1948年大選後不久被判刑入獄。這個委員會一直在尋找一個有地位的科學家作為攻擊目標，要是托馬斯不離職的話，根據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調查報告，它本來很可能對鮑林進行一次公開審查。於是胡佛採取了另一個步驟，他把對鮑林的調查報告送交司法部長辦公室，尋求刑事訴訟的可能性。但是司法部找不出違法的證據。

　　當鮑林從牛津返回美國的時候，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調查已經結束。他回到帕薩迪納後，同事們告訴他一條煩人的消息，就是特工人員曾來校查問過他的情況，然而特工人員當時曾同時查問過其他一些科學家，特別是那些與原子彈研究有關的科學家的情況，因此鮑林聳聳肩膀，不以為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胡佛企圖對鮑林的忠誠潑污水的時候，其他人卻對他的忠誠大加獎賞。1948年10月，就在聯邦調查局竭力找茬以便對鮑林提出刑事訴訟的同時，鮑林與他的四個同事一起在理工學院舉行的慶功典禮上接受了總統功勳獎章，這是由政府授予平民的最高榮譽。由杜魯門簽署的獎狀肯定了鮑林的「極具想像力的思維能力」，表彰了他在火箭固體燃料和炸藥、氧氣測量儀和血清代用品方面的「傑出創造」，以及他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傑出服務中所作的特別值得讚譽的事蹟」。鮑林對此榮譽感到無上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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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是在以後的四分之一的世紀中，鮑林從聯邦政府得到的最後一次獎勵。美國在向右轉，作為對杜魯門的聯邦效忠制度的補充，各州政府實施了更加嚴厲的效忠宣誓措施，這些措施的覆蓋面從聯邦雇員擴及到了成千上萬名州。市政府工作人員。對忠誠性的審查不僅針對間諜或共產黨，還針對那些批評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平民。在審查人員看來，批評美國政策就是為克里姆林宮效勞。任何批評美國政策的言論，特別是來自左翼的批評，都足以引起審查人員的懷疑。任何人只要與可疑的組織沾上點邊，那麼即使沒有被人抓住犯有顛覆罪的把柄，也會招來惡毒的攻擊。1949年初，艾奇遜在被批准擔任國務卿的聽證會上也曾陷入反共喧囂的漩渦，他將其稱為「野蠻人的攻擊」。實行這種高壓政策的結果是：批評政府或宣傳自由主義目標變得十分危險，人們噤若寒蟬。然而鮑林卻仍然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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