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80)

八〇

　　到了1949年，任何人都已不敢與哪怕只是帶有一絲左傾的組織發生任何牽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鮑林仍然這樣寫道：「作為個人，比如像我，必須學會與共產黨人和睦相處……我幾乎不認識任何被確認為共產黨員的人；但是我確實屬一些被稱為是共產黨陣線的組織。我親眼目睹這些組織的成員是如何親密無間，對此我深感興趣……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受到鼓舞。假如說，這種現象確實代表了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之間的親密合作，那麼，我就有理由相信，通過建立一個有效的世界政府，世界各國人民最終將發現實現和睦共處是可能的。」

　　美國自由主義左翼政治團體不斷萎縮的時候，也是鮑林在美國的地位和知名度不斷提高的時候。他成了殘餘的左翼分子的護衛者，一位敢於直抒己見的德高望重的科學家。他經常在各種呼籲書上簽名並發起各種集會，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公眾人物，以至於每當一個組織要尋求一個名人來支持某項自由主義行動的時候，都會向鮑林求助。英國主教約翰遜來美國訪問時，儘管鮑林傾向於無神論，他還是受人之托幫助組織歡迎活動。約翰遜主教是英國共產黨員，被報紙稱為「坎特伯雷的紅色大主教」①。對他的訪問，美國右翼分子紛紛表示抗議，百般加以阻撓。鮑林卻不顧這一切，在歡迎約翰遜主教時仍然和他握手，此事被很多報紙廣泛報道（然而跑林失望地發現這位紅色教長不過是一個古板的老傳教士而已）。鮑林發起組織全國性的會議以討論公民自由權力遭到的侵害，反對政府驅逐外國人的歇斯底里狂潮。他捐款給保衛希斯②基金會，公開反對政府對在紐約受審的十一位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迫害，還在洛杉磯的群眾集會上呼籲大家「與專搞政治迫害的人和散佈共產主義恐慌的人進行鬥爭」。

　　①坎特帕雷是英格蘭肯特郡的一個區和城市，在英國聖公會體制中，坎特怕雷大主教是全英格蘭的首主教。

　　②希斯（Alger Hiss，1904—），美國國務院官員，1948年曾被美國共產黨員的錢伯斯（W.Chambers）指控為華盛頓特區共產黨間諜網成員並且向蘇聯提供過國務院機密文件，後因偽證罪被判刑5年。

　　效忠制度令人討厭，造成的後果也十分嚴重。1949年春天，鮑林與他的母校（當時已更名為俄勒岡州立大學）校長之間發生了一場爭論，起因與鮑林以前的學生拉爾夫·斯皮策的忠誠審查問題有關。斯皮策在俄勒岡州立大學教化學，他的合同每滿一年就要續簽。這年校長斯特蘭德決定解雇斯皮策，理由是他曾向某科學雜誌寫信，說美國科研人員在攻擊蘇聯遺傳學家T·D·李森科之前，最好先讀一讀他的原著。但是，斯皮策相信，解雇他的真實原因是院長不喜歡他支持華萊士的立場，不贊成他在學生中推動進步運動的做法。於是，他決定抗爭，從而引發了一場小小的爭論。斯特蘭德拒絕重新考慮解雇他的決定，因為「斯皮策熱衷於黨派活動」，「他和妻子在校園裡為蘇聯進行宣傳」。當地報紙支持校長，聲稱「對於滲入教師隊伍的赤色分子和外來同黨必須像消滅白蟻一樣加以清除，不准他們在校園裡毒害青年」。

　　後來，華萊士對解雇事件表示抗議，全國性的報紙以醒目標題予以刊登。斯特蘭德立即反擊，指責華萊士是「不誠實的赤色分子」。當鮑林以校友和美國化學學會主席的雙重身份向斯特蘭德寫了一封語氣強硬的抗議信後，他又立即應戰。「你採取這樣的立場是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的，」他在一些給鮑林的信中這樣說道，「如果說，由於這一事件使俄勒岡州立大學失去你的尊敬和支持，那麼我要說的是，你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失去了你的幫助，我們照樣能活得很好。」斯皮策只得向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求助，但教授協會害怕被人說成「顏色偏紅」而拒絕幫助他。斯皮策最終為了能在化學界覓得一個職位，只得放棄專業，離開家園，到加拿大去另謀生路。

　　同時，在離鮑林家較近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在1947年春季宣佈對雇員實行新的效忠宣誓制度。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調查報告的大肆渲染下，公眾認為該校的伯克利原子研究中心庇護了赤色分子，因此校務委員會急於想通過此舉扭轉自己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趕在議會通過更為嚴厲的效忠宣誓法案之前搶先行動。按校方的計劃，每個教師都要書面保證自己不是共產黨員。

　　儘管多數教師對此表示服從，仍然有一些教師拒絕簽字。經過校方與教師的多次談判，拒絕簽字者逐漸減少，最後只剩下少數幾個人堅持不公開個人的政治觀點而拒絕簽字。校方以違規為由將他們解雇。其中有一個是鮑林以前的學生奧高曼，他被解除了在聖巴巴拉分校的教職。奧高曼是一個業務熟練的化學家，但他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被迫在一個牧場當了一年之久的雇工。鮑林盡力給予幫助，為他寫熱情的推薦信並給他鼓勵，但奧高曼的職業生涯還是無可挽回地被耽誤了。

　　斯皮策。奧高曼和其他一些因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失去工作的科學家，先後找到鮑林並向他訴說反共運動對他們的迫害。看到那麼多人的科學生涯被效忠制度所毀滅，鮑林更加增強了與之鬥爭的決心。對凡是受到政治迫害而來求助的人，鮑林總無一例外地給予幫助。他本人並不招聘這些人——他在選擇自己的研究人員時非常小心，唯恐招聘政治上有爭議的人會被理工學院董事會否決——但他確實利用自己作為美國化學學會主席和著名學者的影響力寫了許多推薦信，幫助這些人找工作。

　　然而，這種努力收效甚微。一旦哪個研究人員，特別是剛工作不久的年輕人，被認為是威脅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或者經效忠制度審定為需特別防範者，或同情共產黨的嫌疑分子，那麼大多數學校和研究機構都會拒絕聘用他們。因為雇傭這些人得冒很大的風險，特別是對那些接受聯邦資助因而受到效忠制度制約的機構更是如此。而在戰後，絕大多數大學研究機構均屬這種性質。這一形勢與當時電影界被列入黑名單的作家和導演所面臨的情況相仿，只是在科技界涉及到的人更多，而卻較少為人所知。被列入黑名單的科學家中，少數人在私人企業的實驗室裡找到了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幾十個，幾百個，也許上千個，無人知道確切的數字——只得放棄努力。

　　只要有機會，鮑林總要公開批評效忠宣誓的制度。1949年5月，他參加了美國公民自由協會在洛杉磯組織的一次關於學術自由的小組討論會。面對眾多記者，他公開聲明反對以任何理由解雇教師——除非他不務正業，僅因某人是共產黨員而把他解職是缺乏充分理由的。《洛杉磯時報》隨即在一篇社論中攻擊鮑林的立場，斷言「沒有人能夠身為共產黨員而又同時貫徹學術自由」。《帕薩迪納日報》的標題是「鮑林庇護赤色教師」。

　　1949年秋季，鮑林宣佈他將組織和率領美國代表團出席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有爭議的美國大陸爭取世界和平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西半球各國，會議內容是討論美國和蘇聯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這次大會很快被指責為是由共產黨人發起和組織的，後來的事態也確實證明這種指責是正確的；但是這種指責對鮑林夫婦並沒有產生影響。他們喜歡墨西哥城——愛娃熱愛世界各國的民間藝術，花費了很多時間在市場上搜尋能夠豐富自己收藏的工藝品——但覺得此次會議索然無味，充斥著庇護蘇聯、攻擊美國的冗長發言。

　　輪到鮑林發言時，他採取了自己慣常的講話風格。他的主旨發言既包含社會主義者典型的反帝言論——「我們看到世界上一些國家正致力於推進壟斷性的工業擴張計劃和建立經濟帝國，在這些富裕和強大的鄰國的經濟壓力下，弱小國家被迫放棄自己的國家主權，」又包含對美國和蘇聯兩國執行的限制自由、積極備戰的政策所作的意味深長、不偏不倚的譴責。與會者沒有聽到預料中的又一篇單方面譴責美國倫的講話，對鮑林的發言反響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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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政治迫害以外，引起恐懼的因素確實很多。墨西哥城大會後三星期，蘇聯宣佈原子彈試驗成功。再過了一周，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被置於共產黨掌管之下。

　　是年秋季，冷戰全面開始。美國的政界人士競相活動以便從冷戰中獲取最大的好處。共和黨責難民主黨人主持的國務院措施不當以致「丟失中國」，原因可能是政府內部有一小撮顛覆分子，由此掀起了一場內部清洗運動。國務院內最後一批新政分子被清除了出去，美國的外交政策進一步向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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