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78)

七八

　　為了加快研究的進程，鮑林在1947年秋季吸收了另一個博士後研究者加入該項目，他的名字叫辛格。辛格在大分子的物化研究方面比依泰諾更有經驗，他還懂得怎樣使用一種叫做泰氏儀的新型儀器。這種儀器是戰前由瑞典化學家泰賽列斯發明的，它利用分子的電學性質把蛋白質從混合體中分離出來。人們知道，每個蛋白質分子的表面都攜帶著一組確定的電荷。泰賽列斯據此發明了一種儀器，蛋白質溶液放置在儀器的玻璃試管的中部，試管置於電場之中，一頭為正極，另一頭為負極。根據各種不同的因素，特別是按照蛋白質分子表面攜帶的不同的電荷組合，溶液中的蛋白質分子將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被吸引到正極或負極上去。這是一種精巧、輕柔而又精確性很高的分高蛋白質混合液的方法，在分離過程中蛋白質分子不會受到任何損害。在大戰期間泰氏儀還很少，而且在市場上買不到，鮑林請斯托特范特為加州理工學院專門製作了一台。

　　當鮑林在英國訪問的時候，理工學院的泰氏儀已經安裝就緒並可實際使用了。辛格和依泰諾試著利用它來分離鐮狀細胞和正常的血紅蛋白，最後終於發現了兩者之間的區別。鐮狀細胞血紅蛋白分子比正常分子以更快的速度趨向電場的負極，看起來在正常的pH值下，鐮狀細胞分子帶有3個額外的單位正電荷。這個結果明確顯示了一個事實：鐮狀細胞貧血症患者血液中的血紅蛋白分子與正常人血液中的同類分子有著重要的區別。鮑林原先的推測是正確的。

　　這個結果令人十分驚訝：僅一種分子所帶的電荷發生細微變化，就可使健康人患上致命的疾病。在為這項研究所寫的第一篇重要論文中，鮑林把這種奇異的特性醒目地寫進了論文的標題：「鐮狀細胞貧血症，一種分子型疾病」，這篇論文於1949年秋季正式發表。儘管在此之前已有人用比較寬泛的語言從分子層面上論述過疾病的病因，但像鮑林研究組這樣具體展示疾病的分子變異基礎的，還是第一次。此後，辛格和依泰諾繼續深入進行這一項研究。處於鐮狀細胞貧血症中間階段的患者稱為有「鐮狀細胞貧血性狀」，比重症病人的症狀要輕。依泰諾和辛格通過實驗證實，這類病人的血液中含有正常血紅蛋白和鐮狀細胞血紅蛋白的混合體。對正常人、鐮狀細胞貧血性狀患者和鐮狀細胞貧血症患者的家族關係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這種病是按照孟德爾①式遺傳的。遺傳疾病的鐮狀細胞基因由兩條等位基因組成，即有兩個變異體，分別來自父母親。鐮狀細胞貧血性狀患者攜帶一條帶病的等位基因。即一個變異體；而重症病人攜帶兩條帶病的等位基因。

　　①孟德爾（Gregor Mendel，1822—1884），奧地利遺傳學家，孟德爾學派創始人，原為天主教神父，發現遺傳基因原理（1865），總結出分離定律和獨立分配定律，奠定了遺傳學的數學基礎。

　　這樣，鮑林研究組確定了疾病的根源在於某類特定分子的變異，並把這種變異與基因學說緊密聯繫了起來。他們的研究成果成為醫學和分子生物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這一成果證實了鮑林的看法：弄清楚蛋白質分子所在的那個未知的黑暗區域的情況是十分重要的，這就吸引了整整一代醫學科研人員從分子層面上來進行疾病的研究。這一成果有力地支持了鮑林關於醫藥研究必須建立在現代化學方法基礎上的觀點，展示了對遺傳性疾病新的研究前景。他們的研究成果還開創了異常血紅蛋白研究工作的新時期，這類研究此後延續了多年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最後，他們的成果又一次提高了鮑林的地位，特別是他在醫學界的地位。

　　◎15　野蠻人的攻擊

　　§夢想家

　　鮑林從英國回來後，在繼續投身於科學的同時，又恢復了對政治的關注。1948年夏，舉國上下正在為歷史上最為喧鬧和最出人意料的一次總統選舉作準備。像許多支持羅斯福新政的民主黨人一樣，鮑林準備退出該黨。他認為杜魯門轉向右翼，出賣了羅斯福的理想。

　　鮑林支持的候選人是羅斯福時期的農業部長，1940年到19M年期間的副總統華萊士。華萊士來自中西部，生性孤傲，有才學，還是一個富有的農業雜誌出版商和雜交玉米的培育者。華萊士是最堅定的新政支持者，堅決支持與蘇聯和解。在美國戰後反共調子越唱越高的時候，許多政界人士和報紙把他劃入極端理想主義者一類——「戰後時期的夢想家」，這是一個官員用來形容當時政府中自由派人士的一個稱呼。

　　杜魯門上臺後，華萊士任商業部長。杜魯門認為華萊士是一個優柔寡斷的知識分子，與處理政府事務相比，他學習外語的興趣更高一些。當杜魯門重新採取反共立場時，曾在日記裡憤怒地提到華萊士，稱這個「百分之百的和平主義者」在內閣會議上竟然對大家說他「要解散武裝力量，向俄國人提供原子彈秘密，寄希望於克里姆林宮政治局那夥冒險主義者」。杜魯門意欲除掉他。到1946年下半年，他終於等到了機會。華萊士在麥迪遜廣場公園作了一次演講，嘲諷杜魯門對蘇聯擴張主義的「強硬」政策。一周以後，杜魯門要求華萊士辭職。

　　杜魯門達到了目的，但同時也分裂了民主黨。華萊士宣佈作為第三党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他和自己的支持者創建了新的進步黨，聲稱自己是羅斯福的忠實追隨者。鮑林最為鍾情的政治團體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在被指責為一個共產黨陣線的組織之後，傷痕累累，這時已改組為美國進步公民組織，並聚集在華萊士的麾下。剛開始時，華萊士的競選活動十分強勁。他本人是一個十分機敏和雄辯的演說家。

　　1947年那段時間，他關於國際主義的主張以及經過修正的新政綱領迎合了群眾的情緒，在選民集會上受到熱烈歡迎。在他發表演說的體育場或大會堂裡，擠滿了自由主義者和反杜魯門的民主黨人，還有少數共產黨人。鮑林喜歡華萊士的國際主義和新政意識，以及他處理政治的知識分子方式。於是，他成了「支持華萊士的民主黨人」組織的成員，並擔任了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副主席。他參加遊行，捐款支持華萊士競選，還在洛杉磯的一次大型競選集會上介紹候選人華萊士。在這次集會上，鮑林和他的女兒琳達與著名演員赫本一起坐在主席臺上，備受矚目。赫本看著男孩子氣的琳達，眼睛一亮，奇怪她為什麼不從影。

　　鮑林和華萊士在很多方面十分相像。兩人都喜歡獨立思考，都是熱忱的理想主義者，都不願意妥協。鮑林認為華萊士更為突出的優點是由於他進行農作物雜交的研究，因而他懂得科學。鮑林說：「我認為他很優秀也很明智；但如同很多科學家一樣，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尚欠火候。」

　　這正是癥結所在。華萊士對握手拍肩、籠絡人心這一套很不在行，他過於孤僻冷峻，因而成不了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他還始終堅定地主張與蘇聯親善。如果說在1946年初談論把原子彈移交給聯合國和援助蘇聯的大規模重建還不無道理的話，那麼到1948年中期繼續鼓吹這種論調就無異於政治自殺了。

　　1948年的2、3月份，鮑林尚在英國訪問，華萊士的競選運動就已開始走下坡路。當時，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一次共產黨政變，該國徹底投向了蘇聯的懷抱，這一事件在美國激起了一股反共的情緒。華萊士不僅沒有利用這種情緒，反而聲稱捷克事件是對一次預謀的右派政變的反應，而美國大使可能捲入了這一陰謀。華萊士急於指責美國並為俄國找藉口，由此遭到了共和黨人的譏諷和杜魯門的指責，並在報紙上受到了大舉撻伐。進步党變成了向共產黨妥協的代名詞，黨員人數也急劇減少。

　　選舉的那一天，鮑林正在華盛頓州訪問，在政府生產原子彈原料的大型設施漢弗德廠附近作有關和平問題和化學研究的報告。儘管當時愛娃出於懼怕共和黨人獲勝的心理，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刻將選票給了杜魯門，並慫恿鮑林採取同樣的立場，但是鮑林仍然堅持自己的選擇，缺席投了華萊士的票。那天晚上，當鮑林準備上床睡覺的時候，電臺評論員已在預言共和黨將肯定獲勝。事態發展似乎將再次證明愛娃是正確的。淩晨兩點鐘，鮑林醒來，走進停在汽車旅館停車場上的汽車裡打開收音機，傳出的是杜魯門宣佈獲勝的消息。鮑林為此松了一口氣，然而華萊士的表現令人沮喪：他得到的支持票少於百分之三，進步黨未在任何一個州獲勝。與成千上萬的進步黨人一樣，鮑林感到很傷心，「華萊士也許是太誠實了，終究成不了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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